印第安纳 Indiana（第13/13页）

“因为我们是身在美国的非洲人。世界历史上一个崭新的存在，我们将变成什么，并没有先例可循。

“有肤色就够了。它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夜晚，这场讨论，它也必将把我们带进未来。我坚信我们将作为一个整体，起伏，兴衰，作为一个有色人的家庭，与一个白人的家庭比邻而居。我们可以不知道穿过森林的路，但我们可以在跌倒时互相搀扶，我们也必将一起抵达。”

当瓦伦丁农场从前的居民回忆起那个时刻，当他们告诉陌生人和孙辈，他们曾经怎样生活，那一切又是怎样结束，此时虽然已是多年以后，可他们的声音还在颤抖。在费城，在旧金山，在养牛区的小镇和最终安家的牧场，他们都要为那一天死去的人哀悼。他们告诉家人，会堂里的气氛变得敏感，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在空中激荡。无论生于自由还是生而为奴，他们都作为一个整体停留在了那个时刻：你盯住北极星、决定逃跑的时刻。也许他们马上就要找到某种新的秩序，马上就要给混乱强加理由，集合他们所有的历史教训，以求影响未来。或者，时间也许会——也必将会——借给这个场合一种它并不拥有的庄严，于是一切都像蓝德强调的那样：他们陷入了妄想。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是真实的。

那一枪击中了蓝德的胸口。他向后跌倒，扯翻了讲台。罗亚尔是第一个跳起来的。他冲向倒地的演讲者时，三粒子弹打进他的后背。他像一个圣维杜斯舞蹈病的患者，急促而猛烈地抽搐几下，便一头栽倒在地。接着是来复枪射击、尖叫和玻璃碎裂汇成的大合唱，一种疯狂的混乱席卷了礼拜堂。

在大屠杀进行期间，屋外的白人欢叫，嘶吼。居民们在慌乱中拥向出口，在靠背长凳之间拥挤，从上面翻越，彼此攀爬，互相践踏。大门口出现了拥堵，人们便爬上窗台。又一阵枪声响起。瓦伦丁的两个儿子帮父亲逃向门口。在舞台左侧，格洛丽亚伏在蓝德身上。她看到做什么都没有用了，便跟在家人身后撤到了屋外。

科拉把罗亚尔的头抱到自己腿上，这情景像极了那天下午的野餐。她的手指穿过他的鬈发。她摇晃他。她哭。罗亚尔动一动涂满了血和口沫的嘴唇，露出微笑。他告诉她别怕，地道一定会再救她。“去树林，去那房子。你就能告诉我，它通向哪里。”他的身体瘫软了。

两个男人抓住科拉，把她拖离罗亚尔的尸首。这里不安全，他们说。其中一个是奥利弗·瓦伦丁，他回来帮其他人逃离会堂。他哭喊着，叫嚷着。他们刚把科拉弄到外面，她便挣脱了救她的人，跑下台阶。农场喧声四起，一片大乱。白人民防团把男人和女人拖进黑暗。他们丑恶的脸上充盈着喜悦。滑膛枪放倒了西比尔的一个木匠，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双双扑倒于地。没有一个人知道往哪儿跑才好，没有一个理智的声音能够穿透这样的喧嚣。所有人都在自顾自地逃命，他们一贯如此。

明戈的女儿阿曼达跪在地上发抖，家人不见了。一个人与泥土为伴。她那束花的花瓣已经脱落。她死死握着裸露的花梗，那是铁丝，上个星期铁匠才在铁砧上拉制出来的，只为她一个人打造。铁丝刺破了她的手掌，因为她抓得太紧。血不断滴入泥土。身为老妇人时，她将读到欧洲发生的大战，并回忆起这个夜晚。那时她已游遍全国，到长岛安家，住在一幢小房子里，和一个对她过度溺爱的辛奈科克印第安水手为伴。她有些时间是在路易斯安那和弗吉尼亚度过的，她父亲在那两个州开办有色人教育机构，加利福尼亚她也待过。有段时间留在俄克拉何马，瓦伦丁夫妇在那儿重新安了家。她告诉水手，欧洲的冲突可怕而残暴，但她反对这样的命名。“大战”过去一直发生在白人和黑人之间。将来也会一直这样。

科拉呼唤着莫莉。她没看见任何一个自己认识的人；他们的脸统统因为恐惧而变了形。大火的热浪冲刷着她的身体。瓦伦丁的房子烧着了。一个油瓶丢上二楼，爆炸了，约翰和格洛丽亚的卧室也被火焰吞没。图书馆的窗子爆裂了，科拉看见书架上的书在燃烧。她刚朝图书馆的方向迈出两步，里奇韦就抓住了她。她和他搏斗，可他两条大胳膊把她紧紧勒住，她双脚在空中踢踏，好像吊到树上去的人一样。

霍默站在他身边——这就是那个她在座椅之间看见的男孩，冲她眨眼的那个。他穿着吊带裤和白罩衫，看上去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换做一个不同的世界，他想必就是这个样子吧。一看到他，科拉的声音便脱口而出，加入了响彻农场的集体悲号。

“有条隧道，先生。”霍默说，“我听见他说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