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对世界（第2/6页）

在邮局的工作让弗兰卡逐渐有机会窥见一些男人的心灵。例如住在新教堂街的阿尔贝特·马特斯，为什么他总是穿着敞着的浴衣给她开门呢？不错，他还穿着条裤衩，但此外就一丝不挂了，敞着浴衣，光着脚。当她把信件递给他时，他总是挖苦地说：“没别的了？”她本想把邮件扔进信箱，可每次那人都能听到或看到她来。他打开门，亲手接过信件，但当她转身要走时，他总轻轻地在她屁股上拍一巴掌。有一次她甚至想，随它去吧，干脆就让阿尔贝特·马特斯来当初夜情人吧，他看上去也愿意。但她觉得他还是不符合自己的标准，他胸口上有毛，这让她很是腻歪。她不想让自己的脸贴在这样毛烘烘的胸口上。

她对自己有些丧失信心。如果这样继续下去，要是她这么挑剔的话，就是到二十五岁她也嫁不出去。不，不要想这些。为什么一切都这么复杂呢？她坚信，一旦有了突破——考虑到要办的事，这个词用在这里可谓贴切——接下来与男人周旋就易如反掌了。那她就可以今天有一桩风流韵事，明天有一段情色故事了。只要先开了头，克服了这一不利障碍，也许她最终还能经历真正伟大的爱情！她希望自己能有个美好的初夜，因为她从所有女友那里听到的都是灾难性的第一次：偷偷摸摸、疼痛难忍、毫无经验、暗中摸索，最终以苦涩的失望之泪洗面。经历了这些以后需要很大的勇气才敢尝试第二次。不，她不想这样。她的初夜应是明亮的，在一张大床上，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是兴趣高涨地去做。他的乐趣要足够感染她，让她以后对这种事永远有兴致。弗兰卡想，为此值得等待和期盼。

有一次她几乎如愿以偿。在她负责投递的区域内住着一位头发有些花白的男人，他大约四十来岁，看上去稍有倦容，但仍旧风度翩翩。有一天早晨他走近她，递给她一张二十马克的钞票。他身上散发出的气味很好闻。

“您叫什么名字？”他问道。“弗兰卡。”她答道。他赞赏地扬起了眉毛。

“有意思，”他说，“弗兰卡。您听好，弗兰卡，要是有这种笔迹的信到了邮局，”他边说边给她看一个长信封，上面有倾斜的、蓝色的、看上去像是女人的笔迹，“请不要扔到信箱里，任何时候都不要往信箱里扔，弗兰卡。车库的门总开着，请把信放到杂物架上左侧第一个颜料罐的后面，那里总有一张这样的钞票在等着您。弗兰卡，我亲爱的，我们互相理解了吧？”

他们互相理解了，弗兰卡感到：他是个行家，她想要他，这个男人，立刻，就在车库里。但他只是又冲她挤了挤眼就回房子里去了，她看见他的老婆正在厨房里洗碗。

三天以后来了这样一封信。弗兰卡自然小心地拆开了信并读了它。不来梅一个叫乌拉的写道，她几乎等不及在周末见到他，她将去车站接他，无论天多冷，她都不会穿内裤，这他应该明白。“这样，”她写道，“你就可以立即给我，在离得最近的门厅、在咖啡店的厕所中、在电梯里。然后我们融入人流，那我就可以拥有那种脸色，你懂的，灿若桃花的脸色。”

我的灿若桃花的脸色！弗兰卡用颤抖的手指把信重新粘好。她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终于拥有“那种脸色”！现在她日夜所想的就剩下性了，但那位漂亮男人她再也没见着，只是在放那位女人用蓝色笔迹书写的信时，颜料罐后能定期见到他的二十马克钞票。有几天她也没穿内衣，但毕竟已是十月初，送邮件时她冻了个半死。尽管如此，在牛仔裤和毛衣下不穿内衣确实有一种轻佻、冲动的感觉。

她梦见约翰·肯尼迪，他当时是备受赞赏的美国总统，作为男人她很喜欢他。虽然那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是约翰·施泰因贝克，她偷偷地读安妮·戈龙的安格丽卡小说，那里面满是情欲的呻吟。

她终于遇到了他。

那天她送完邮件正骑着车回邮局，他在自行车道上走。她按了铃，他转过身，打了个道歉的手势躲向一边。他高高的个子，金黄色头发，眼睛的颜色浅得令人难以置信。他咧嘴笑着瞧她的样子很不寻常。“对不起！”他喊道，她再次向他转过身并做出一脸坏笑。“留神些，漂亮男人！”她喊道。

她在邮局停放好沉重的自行车，拿着空兜走进了屋，胡戈正在用勺子吃着他的草莓凝乳。她结了账，把挂号信存根整理好放入一个文件夹，为第二天做了一些分类性准备工作。她准备把《时代周报》和《明星》杂志拿回家，乌姆巴赫街的退休女教师明天拿到这些报刊就行了。然后她对胡戈和瓦尔特说：“再见，你们这两个蠢货。”胡戈说：“我们爱你！”瓦尔特则说：“总有一天我得揍你，或者跟你在公用厕所干一场。”她想，别，可别是你，接着走了出去。刚过11点，要是抓紧的话，她还能赶到大学去听12点关于福楼拜的讲座。福楼拜对艾玛·包法利浪漫的多愁善感的愚蠢性所做的几近残酷的客观描述对她是剂良药。

他站在门外，靠在墙上，一边坏笑一边抽着烟。弗兰卡想：就是他了。

她径直向他走去，拿过叼在他唇间的烟卷，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又把它插回了原处。

“邮局的克里斯特尔[62]？”他问道，“我怎么不认识你呢，我一直以为自己认识所有漂亮的女人呢。”

“也许你不在我负责的区。”弗兰卡说，这时她的心快跳到嗓子眼儿了，以至于她怕他看出来。

“军用机场，”他说，“我是那些奇异而有魅力的飞行员中的一员。”

后来她得知，他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士。但他喜欢说自己是个飞行员，以便在女人那里显得更有吸引力。他是来自乌尔姆的钳工，志愿兵，三十五岁，他在军用机场差不多还要待上一年。

“军用机场，”她说，“啊哈，他们不让女孩子去那儿。跟你们这些年轻小伙子在一起太危险。”

“我是海因里希。”他边说边向她伸出了手。“弗兰卡。”她说。他问道：“你真是邮递员吗？”

“不，”她说，“我是大学生。”他笑了。

“噢，惹人喜爱的女大学生们，”他说，“总是那么聪颖，对实际生活却一无所知。”

“实际生活是什么？”弗兰卡问道，“如果你了解实际生活，那就展示给我。”

海因里希笑了，踩灭了烟卷，挎起她的胳膊，就好像他们是一对彼此熟悉的老夫妻。

“你周末做什么？”他问。弗兰卡答道：“我跟你在一起，你给我讲解什么是实际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