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鲁克与《阿尔瑟斯特》（第8/9页）

“那些灵魂只局限于耳部的、脆弱的业余爱好者们或许会觉得某首歌曲过于粗糙，或者某个乐段过于突出，或者设计得很糟糕；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音乐，处在特定的情景中，可能是富有高贵的表现力的。”

与用壁画法作画一样，人们必须从远处观赏这种艺术。如果有人批评格鲁克的音乐中的某个乐段，他会问：

“它是在剧场里令您感到不满意吗？不是？那么好，这就足够了。如果我在剧场里达到了我想要的效果，那么我就达到了我的全部目的；我向您保证，如果我的音乐在沙龙或音乐厅里听起来不太令人满意，这是无关紧要的。您提出这个问题，就像一个人，他身处残废军人墓园顶的长廊里，向下面的艺术家喊到：‘嗨！先生，您在下面画的是什么？是鼻子还是胳膊？看起来哪个都不像！’这位艺术家有充分理由答复：‘为什么您不下来看看自己判定一下呢！’”

透彻理解格鲁克艺术的格雷特里这样说道：“这里，一切都应该是规模宏大的，因为画面是应该从远处欣赏的。音乐家只是以大概的方式进行工作，这里没有急奏。歌曲几乎总是以音节为构成单位的，和声和旋律必须定义清楚，配器应该摒弃所有精致的细节。这样，它就像用一把扫帚作画一样。如果台词只是表达一种含义，一段音乐只是展示情感的统一，那么音乐家就有权力——实际上是不得不——只使用一种韵律或是节拍。格鲁克真正伟大的时刻，是当他把乐队和演唱局限于一种表达方式，从而限制了这两者的时候。”

我们很清楚这些持续、重复的节奏的力量，它们明显标志了格鲁克的意志和力量。伯恩哈德·马克斯认为没有音乐家能在这方面与他抗衡，连亨德尔也不例外。或许只有贝多芬接近他的水平。格鲁克的所有艺术规则都是针对场面宏大的艺术的，这些艺术应该从某个特定的角度去欣赏。格鲁克曾经说过：“如果能够取得某种效果，我不相信我无法牺牲哪一条规则。”

因此，戏剧效果从头到尾都是格鲁克的音乐的主要目标。这一原则的实施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以至连格鲁克本人都承认，当这种音乐不是在剧场里被欣赏，或是作曲家本人不在剧场指挥的话，那么它就几乎失去了所有的内涵。因为哪怕节拍或表现方法发生最小的变动，都足以破坏一场戏的效果；正如格鲁克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像“我失去了我的尤丽狄茜”。这样一首歌曲或许会变成一首提线木偶表演的歌。

从这一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戏剧精神。在有些情况下，例如1763的《克雷迪亚的凯旋》（Trionfo di Cledia）——我们知道，格鲁克首先在脑海中谱写了音乐，但直到他见过演员，研究过他们的演唱方法之后他才把乐谱写下来。随后他的工作会在几个星期内完成。莫扎特有时也采用这种方法。但是，格鲁克如此彻底地实施这一做法，以至于最终他对他的乐谱，不管是写下的或是出版的，失去了所有兴致，他的手稿非常潦草，为了出版，他几乎是被胁迫着做出校正。我不否认，这一切证明了他缺少一种平衡，但是这其中有一些事情颇值得玩味。毫无疑问，这是对当时的歌剧激烈反抗的确凿证据；这种歌剧只是音乐厅里的戏剧音乐，也就是室内歌剧。

不言而喻，有了这些思想，格鲁克几乎无法抗拒地被引向这场管弦乐队和歌剧演唱艺术的改革，而且有艺术品味的人正在热切地盼望这场改革。在到达巴黎之后，这是第一件吸引他的注意力的事情。他抨击了差劲的合唱队，他们带着面具演唱，没有任何手势动作——男演员被安排在一侧，双臂交叉，女演员被安排在另一侧，手拿折扇。他抨击了更加差劲的管弦乐队，为了不弄脏双手，或是为了取暖，他们带着手套演奏，把时间浪费在调音、四处闲逛或是闲聊上面。但是，最难对付的一群人是歌唱家。他们既自负又不服管教。卢梭曾经风趣地谈到：

“歌剧院不再是从前的那个机构——接受报酬公开表演的一队人。诚然，他们仍然接受报酬，仍然公开表演；但是他们已经变成皇家音乐学院，带几分王室派头，独断独行，对真理或公道没有多少尊重。”

格鲁克毫不留情地强制他的“音乐学院院士们”一次排练六个月，不原谅任何过失。每当音乐家中出现反抗时，他就威胁找来皇后，或是返回维也纳。作曲家能够得到歌剧音乐家们的顺从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人们蜂捅而至这些充满战斗气息的排练现场，仿佛这些排练本身就是一出戏。

舞蹈仍然是情节之外的东西，在格鲁克之前的无政府状态之下，舞蹈几乎是歌剧的中心，其他一切都尽可能围绕它旋转。但是，格鲁克践踏了舞蹈演员的自负，毫不让步地对抗已经统治了所有其他人的维斯特里斯〔4〕。格鲁克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他不想利用跳跃动作；即使是一位把所有学识都放在脚跟处的艺术家，也无权在一部像《阿米德》这样的歌剧里来回踢腿。”他尽可能缩短舞蹈部分，仅仅允许它成为剧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奥菲欧》中的“愤怒”一场，或是“受保佑的神灵”一场的芭蕾舞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因此，在格鲁克手中，芭蕾舞失去了它在拉莫歌剧中的欢乐的繁盛；但是，它虽失去了一些创新和丰满，却又增加了一些简洁和纯净。《奥菲欧》中的舞曲类似古希腊的浅浮雕，一座希腊寺庙的装饰带。

从格鲁克的歌剧中，我们发现了这种简洁和清晰，作品的细节对整体统一的服从，以及一种伟大、大众和充满智慧的艺术——百科全书派学者梦想的艺术。

但是，格鲁克的天才超越了百科全书派的梦想。在音乐界，他代表了十八世纪的自由精神——一种高于所有狭隘的种族竞争考虑的音乐民族主义。在格鲁克之前，艺术的问题已经演变成法国与意大利艺术之间的战斗。惟一的问题是：谁会赢得这场战斗？佩尔戈莱西还是拉莫？然后出现了格鲁克。他的胜利又是什么？法国艺术？意大利艺术？德国艺术？全都不是；这种艺术与上述艺术有很大差别——格鲁克称之为国际艺术：

“优美的旋律，自然的情感，密切遵循每种语言的韵律及其国人性格的朗诵，通过这一切，我试图寻求一种创作音乐的途径，而这种音乐将会消除不同国家音乐之间那些荒谬的差别。”

我们怎能不钦佩这一理想的高尚，它超越了无休止的派系之争，是那个世纪哲学思想的合理结果——一个哲学家们本人都几乎不敢奢望的结论。是的，格鲁克的艺术是欧洲的艺术。从中我感觉到他比纯粹法国式的拉莫更出色。当格鲁克为法国人民创作时，他并没有迎合他们的贪婪；他只是把握住法兰西精神和风格的基本特征。这样，他就避免了那个时代的装腔作势。他是一位古典主义者。为什么作为一名如此伟大的音乐家的拉莫，不会在艺术史上获得同格鲁克一样高的地位？原因是，他没有真正意识到如何超越时尚，因为从他身上找不到格鲁克特有的坚定意志和清晰的理性。格鲁克曾经被比做高乃依。在高乃依之前，法国有许多伟大的戏剧诗人，但是无一具有他那种流芳百世的风格。格鲁克说：“以我这种方式创作的音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是不会变老的。”这样一种自愿否认自己符合时尚的艺术，自然没有那种像拉莫的音乐一样追随时尚的艺术那样的诱惑力。但是这种精神的高度自由使格鲁克的音乐摆脱了它起源的那个国家和那个时代，使之成为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