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多芬而立之年的一幅肖像（第6/6页）

正因为他感到那致命的耳聋在迫近，很快他就无法再瞒住别人，他才觉得必须投入一个女人的怀抱躲起来。这已不仅是个恋爱问题，而是迫切需要结婚的问题了。从现在起直至1816年，结婚将一直是他的希望所在——也是他聊以自慰的梦想。这可怜的男人眼见着光明一点点消失，就寻觅着一只忠诚的纤手来引导他走路。但是谁会把纤手伸给他呢？反正当时把他迷住的女人都不会。抛去门第悬殊这点不谈（就算她们自己没有门第观念，她们的父母也会给她们把关），仅就生存条件而言，他又能提供给她们什么呢？直到发现耳疾为止他还一直生活得无忧无虑。可如今他的作品只能给他带来一点收入，人家还总不付给他课时费，他仅靠临时津贴为生（钱少得伤他的感情）。为了能有点积蓄，他只好作为钢琴演奏家到德国各地和欧洲其他地方去献艺。他想到了这点，但他的耳疾迅速恶化，使他已经感到很不方便。不管怎样，他也得苦等数年才能攒到足够的钱结婚。朱莉耶塔等不了他。她嫁给了另一个音乐家（一个劣等音乐家！）一个俗人，一个业余水平的奶油小生，一个纨绔子弟，自以为是大艺术家，其实根本不懂自己的乏味之作同天才之作之间的天壤之别。她的出嫁对贝多芬来说不啻是双重侮辱。这个加伦堡伯爵，一个二十岁的后生，竟恬不知耻地在1803年冬季的交响音乐会上把自己拼凑莫扎特和凯鲁比尼而作的序曲同贝多芬的交响曲并列在一起！而朱莉耶塔竟然也同那伯爵一样不知两者的差别。她在1803年11月3日嫁给了加伦堡伯爵，即在贝多芬把他的充满悲伤和梦幻的奏鸣曲作品27号之二（《“月光”奏鸣曲》）题献“给这位伯爵小姐”一年半之后。贝多芬的幻想是短命的；这阕奏鸣曲所表现的痛苦和愤怒已经超过了爱情。在写下这首不朽的悲歌半年之后，贝多芬就在绝望中写下了“海利根施塔特遗嘱”（1802年年10月6日）。

有些传记作者喜欢训斥他们书中的主人公。贝多芬的传记作者在这上面也没有放过他。在塔耶尔（Thayer）及其德国继任者们奉献给他的那些丰碑似的贝多芬传里，他们总要证明，贝多芬遭遇那么多麻烦——甚至包括耳聋——都是他活该，是他应受的。

确实，他的罪过就在于他不懂得如何去适应世俗标准。这些传记作者还热衷于证明，贝多芬虽身处逆境，但并非那么不开心！这么说也对；这不幸的人毕竟内心里还拥有他九大交响曲所表现的巨大欢乐。然而，当这些人利用贝多芬的欢笑作为论据来驳斥他的悲哀时，他们就显得既不大度也缺乏最起码的人性了……逆境虽能使艺术家完善艺术，但他们的一生却因此而极端困苦，且他们的生平实景对传记作者来说永远是个揭不开的谜！这些传记作者不懂得心理学。他们不明白他们的主人公是个心理比例失衡的人。他们用普通人的衡量标准来测量贝多芬。他们既对也错。他们的标尺使他们有根有据地宣布说贝多芬这座大山的比例失调。但这是因为他们是从下向上仰望的缘故。而这座“山”反过来也有权用他很不喜欢的“小家子气”来谴责他们，他曾在一气之下这样指责过一位好友。

假若贝多芬在他的各个角色上都做得不过分的话，那他就不成其为贝多芬了。我既不褒他也不贬他；我只是试图完整地描绘他。任何人若想理解他，就必须能包容他那些使他达到了强大的新平衡的过于强烈的对比。是的，贝多芬能够几乎在同时感受欢乐和悲伤，起码年青时如此。两者并不互相排斥，它们是他那“放电式天才”的两极，他就是借此来“放电”和“充电”他那强大的活力的。他身上最不一般之处并非他特有能力经受巨大的痛苦和强烈的爱情，而在于他天性中固有灵活性和开朗的性格。1802年的这次危机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贝多芬被砍倒在地上；从人类胸臆中从没发出过像他这封遗嘱式书简（从没寄出过）那样令人心痛欲裂的绝望呐喊。他估量了一下自己倒在地上的身长，像神话中的巨人泰坦那样；然后一跃而起，身上的力量增加了十倍。“不，我不会容忍它（耳聋）！”……他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你休想做到让我完全屈服。”

碰到这样坚强的天性，困苦再大也只能导致更有利于克服的反应。他的力量同他敌手的力量成正比增大。而当这被打倒在地的人又站起来时，他已不再仅仅是孤军作战了：他成了《“英雄”交响曲》中那支昂首挺进的大军！

注　释

〔1〕Sturm und Drang，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德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译注

〔2〕Methuselah，《圣经·创世纪》中以诺之子，据传享年969岁。——译注

〔3〕St. Michael，《圣经》中的天使长之一，曾率领他的使者与魔鬼撒旦战斗。——译注

〔4〕Prospero，莎士比亚剧作《暴风雨》中被篡了位的米兰大公，和女儿米兰达同被流放到一荒岛上，后用魔法取胜而复得地位及财产。——译注

〔5〕Lucifer，明亮之星，早晨之星。早期基督教著作中对堕落之前的撒旦的称呼。——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