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礼（第8/16页）

也许要等他妈妈睡了，杰里才会来放我出去。他来时，如果他来，我会杀了他。

我听见他们，杰里和他妈妈，在前屋谈话，然后是在厨房。“想睡个美容觉吗？”我听见他妈妈说，然后笑着—我想这是不怀好意的笑。他对他妈妈直呼其名，叫她格里塔。多造作，多不健康，我想着。我听见壶和杯子的哗哗声。夜宵喝一杯可可，吃烤葡萄干面包。而我被锁在地下室，寒冷地光着身子。杰里和他的智商。他的理智和他的愚钝。如果他妈妈那么新潮，知道现在没有哪个女孩子是处女，为什么我还要被推到这里？我憎恨他们。我想到要敲门。那是他罪有应得。告诉他妈妈我想要逼他结婚。

我的眼睛有点儿适应了黑暗，这时我听到嗖的一声，楼梯上的一个盖子关了。我正朝着那个方向，看见一个罐子样的东西从地下室的天花板伸出来。那是一个衣服滑槽，一个浅颜色的东西飞出来，沉闷地降落在水泥地上。我爬下楼梯，经过冰冷的水泥地面，祈祷着那是我的衣服，而不是一包杰里的妈妈扔下来要洗的脏衣服。

是我的上衣、毛衣、裙子、裤子、胸罩和长筒袜，还有挂在楼下衣橱里的夹克，都包在我的鞋上，所以才有刚才砰然跌落的声音。除了我的吊袜带，其他东西都齐了。没有吊袜带，我无法穿上长筒袜，就团起来塞进胸罩里。现在我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了，我看见洗衣盆和上面的窗子。窗子在底部用钩子挂着。我爬上洗衣盆，打开钩子，爬了出去，穿过雪地。厨房的收音机开着，也许是为了盖住我的动静，也许只是要听十点钟的新闻。

我光着腿穿过寒冷的大街跑回家。现在想到自己光着身子躺在那张床上我就怒火中烧。除了杰里没有人那样看过我，咯咯地笑着，惊恐，带着口音讲话。那是我要收回我的献礼的人。我永远找不到真正的爱人了。

第二天在学校，杰里走过来，拿着一个棕色纸袋。

“对不起，女士，”他用《弹簧单高跷》里的方言轻声说，“我想这是您的一件私人物品。”

当然，那是我的吊袜带。我不再恨他了。放学后，沿着约翰大街往下走的时候，我们把昨晚的事改编成一个宏大的喜剧场面，默片里愚蠢错乱的部分。

“我猛拉你下楼，你却拼命地朝反方向去—”

“我不知道你要对我做什么。我还以为你会把我像被抓住通奸的女人那样扔到大街上去呢—”

“当我把你推到地下室时，你应该看看你当时的表情。”

“你应该看看你自己，当你听到你妈妈的声音。”

“真不凑巧，妈妈，”杰里试图尝试英国口音，我们有时候也这样说话，“不过刚巧我有一个年轻女人裸体在我床上。我正要进行试探性的，初步的—”

“你什么也没打算做。”

“对。”

于是我们就把这件事放下了，经过这次惨败，我们奇怪地比以前相处得更好了。现在我们对待彼此的身体既谨慎又熟悉，不再提出要求。不再有长久无望的拥抱，不再把舌头放进对方嘴里。我们有别的事情要考虑；我们填表，参加奖学金考试，我们拿到了几所大学的总目录，我们开始盼望着六月，那时我们将愉快而恐惧地参加考试。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都没有那些考试重要，那些教育部发来的密封的考试卷。高中的校长会当着我们的面打开封条。“学习”这两个字连一半都不能描述我们让自己经受的训练；我们像运动员一样甘心服从。我们要的不仅是高分，不仅是奖学金和进入大学，而是尽可能最高的分数：荣耀，小尖塔般耸立的A等成绩顶端的荣耀，终极的保障。

晚饭后我会把自己关在前屋。春天来了，傍晚变得长了；我迟些才开灯。但是我什么都不关注，占据我的意识的只有房间里的东西，我的监狱或小礼拜堂。地毯褪色的图案，缝隙的稻草色，不工作的旧收音机，像墓碑一样大，其电台调节器指示着罗马、阿姆斯特丹和墨西哥城，生苔的睡椅和两幅图画—一幅是夏兰城堡，暗淡的珍珠湖背景，另一幅是一个小女孩躺在两把不相配的椅子里，玫瑰色的灯光，父母在后面的阴影里哭泣，她旁边的医生看起来安静，但不乐观。我时常凝视着这一切，把动词、日期、战争、生物类群固定在我头脑里，这一切呈现出意义，一种训诫的力量，仿佛这些平凡的形状和图案实际上是我所掌握的事实与关系的外在形式，而它们一经掌握就显得可爱、简朴、顺从。从这间屋子出去，我面色苍白，精疲力竭，像祈祷数小时的修女一样无法思考，或者一个恋人经历了惩罚性的奉献。我会在主街上游荡，来到海因斯饭店，我和杰里约定在十点钟见面。在小气窗的琥珀玻璃下，我们喝咖啡，抽烟，很少交谈，慢慢浮出水面，能够理解和赞同彼此憔悴的坚持的表情。

我对爱的需求转入地下，像狡黠的牙痛。

那年春天在市政厅有一个复兴会。布坎南先生，我们的历史老师，站在学校的台阶顶端，发放圆形小徽章，上面写着“信仰耶稣吧”。他是基督教长老会长老，不是浸礼会教徒，长老会在复兴会的所有项目中都被安排在前面；城里所有的教堂，除了天主教或圣公会—小得不会有什么影响—都给予支持。全国的信仰复兴又受到尊敬。

“你不会在乎这些的，黛尔。”布坎南先生说，他平淡悲痛的声音中毫无质疑的意味。他高大，干瘦，头发中分，上世纪末前后自行车手的风格—他太老了，做不了自行车手了—他的胃因为溃疡被切除了一半，他对我微笑，含着淡淡的抽搐的讽刺，对于某些历史人物（帕内尔是个很好的例子），他通常抱以这样的微笑，他们曾经优秀，但由于雄心过大而失败。因此我感到有必要和他故意作对，我说：“是的，我要一个。谢谢。”

“你真的要那样做吗？”杰里说。

“没错。”

“为什么？”

“科学的好奇心。”

“有些事情对它们好奇没有意义。”

复兴会在市政厅楼上举行，就是我们表演小歌剧的地方。现在是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气突然热起来。每年洪水过后就是这样。八点前大厅已经开始拥挤了。和七月十二日的游行，或者金石门集市同样热闹—大量城里的人，但还有更多来自全国各地。溅满泥水的车停在主街和大街小巷。一些男人穿很热的黑西装，女人戴帽子，还有些男人穿干净的套装，女人穿宽松的印花裙，脚上是跑鞋，胳膊露在外面，像火腿一样粗壮、红润，抱着被子包裹的婴儿。老年人要被搀扶着，带领到座位上。他们来自乡下厨房，穿着似乎发霉的衣服。我想是否能从他们的样子看出是从哪个地区来的。我和杰里从科学教室的窗子看到三辆满载的校车—老式的驼背的汽车，好像从南美的山路摇晃而来，有活鸡在窗子里扑闪着翅膀—我们过去玩过这个游戏，像社会学家一样，用优雅智慧的语气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