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圣女（第8/12页）

我们邀请西尔维娅和尼尔森上楼来吃晚餐。西尔维娅给我们讲了他们两个以前在安大略北部生活的那个小小的城镇。她说，尼尔森一直都是全班、全校，甚至全镇最聪明的人。她这么说的时候，尼尔森看着她，脸上是一种单调震惊的表情，好像正以无穷的耐心和最柔和的好奇等待着一个解释。西尔维娅笑着说：“当然，我是开玩笑的。”

西尔维娅在医院上夜班的时候，我有时会邀请尼尔森来和我们一起吃便饭。我们已经习惯了他的沉默、冷漠的餐桌礼仪和挑食的习惯。他不吃米饭或者面条，不吃茄子、橄榄、虾、辣椒、鳄梨，以及很多其他东西，因为它们在安大略北部那座小城都是不常见的食物。

尼尔森比实际年龄看起来显老，他矮而敦实，皮肤灰黄，不爱笑，脸上带着一种轻蔑和好斗之气，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位曲棍球教练，或是一个没受过教育、聪明公正、满嘴脏话的建筑队工头儿，而非一个二十二岁的羞涩学生。

面对爱情，他可毫不羞涩。我觉得他机智又坚定。诱惑是相互的，对我们来说，这都是第一次婚外情。我曾在一个派对上听人说过，结婚的好处之一，就是你能真正拥有一段风流韵事—没结婚时的韵事不过是普通的恋爱罢了。这种言辞让我反感，也很害怕去想生活竟是如此凄凉和琐碎。但是，从我和尼尔森开始婚外情，我始终非常惊奇。其中没有凄凉和琐碎，有的只是冷酷和清晰的欲望，还有闪现的欺骗。

尼尔森是首先面对现实的人。有一天下午，他转过身去，哑着嗓子大胆地说：“我们得离开这里。”

我以为他说的是他和西尔维娅得离开，他们不能继续在这座房子里生活下去了。但他指的是他和我。“我们”指的是他和我。当然，说到我们的安排、我们的越轨时，他和我都用过“我们”这个词。现在，他说的是“我们”的决定—很可能是一起生活。

我的论文应该是关于玛丽·雪莱后期的小说，那些没人知道的作品。《洛多尔》、《珀金·沃贝克》、《最后的人》。但我更感兴趣的是玛丽的生活，在她遭受悲痛的剧变、开始专心把儿子培养成准男爵之前的生活。我喜欢读关于其他女人的书，那些恨过、嫉妒过或者游荡过的女人：哈丽雅特，雪莱的第一任妻子；范妮·伊姆利，玛丽同父异母的妹妹，她自己也爱上过雪莱；玛丽的继姐妹，玛丽·简·克莱尔蒙特，和我名字一样—克莱尔—加入了玛丽和雪莱的未婚蜜月，以便追求雪莱的好友拜伦。我经常和唐纳德谈论冲动的玛丽、已婚的雪莱，以及他们在玛丽母亲葬礼上的相遇，谈论哈丽雅特、范妮的自杀，谈论与拜伦有了孩子的固执的克莱尔。但我从来没有和尼尔森提过这些，既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聊天，也因为我不希望他认为我在从这些混杂了爱、绝望、背叛和自我吹嘘的故事中获取安慰和鼓舞。我自己也不希望这样想。而且，尼尔森并不喜欢19世纪那些爱情故事。他这么说过。他说，他想做些关于丑闻揭发者的事情，也许他只是开个玩笑。

西尔维娅可不像哈丽雅特，她的思想没有受到文学的影响和限宥，发现我们的事后，她勃然大怒。

“你这十足的白痴。”她说尼尔森。

“你这两面派的蠢货。”她说我。

我们四个人坐在我家客厅里。唐纳德继续清理他的烟斗，填满烟丝，弹一弹，点着，整理整理，吸烟，再点着—简直像是电影里的镜头，我很为他尴尬。接着，他拿出几本书和最新一期《麦克林周刊》装进公文包，去浴室拿了剃须刀，去卧室拿了睡衣，走了出去。

他直接去了一个年轻寡妇的公寓，那是他们诊所的秘书。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说，在那天晚上之前，他从来没有对这个女人有过朋友之外的任何念头，那天他忽然想，去爱一个善良、明事理、不那么复杂的人，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西尔维娅晚上十一点上班。尼尔森一般会陪她走到医院—他们没有车。这天晚上，她说宁愿让一个恶棍送自己上班。

就这样，尼尔森和我被单独留了下来。这一幕比我期待中的时间要短得多。尼尔森看起来很阴郁却很宽慰，假如我感觉到那短暂的忏悔已经被爱的潮水淹没，这荣耀而恐怖的事，我最好还是不要表现出来。

我们躺在床上，谈论我们的计划，最后还是做了爱，因为这是我们最常做的事。半夜，尼尔森醒了过来，觉得最好还是回他自己床上去睡。

我在黑暗中起床，穿衣，收拾行李，写了张便条，然后走到角落的电话边，叫了一辆出租车。我乘坐六点的火车去多伦多，接着又坐火车去温哥华。乘火车比较便宜，如果你愿意坐上三个晚上的话。我愿意。

在那个伤心、漫长的早晨，我坐在长途列车上，沿着陡峭的菲沙峡谷来到湿润的菲沙溪谷，在那里，湿漉漉的小房子上笼罩着烟雾，还有褐色的葡萄藤、带刺的灌木丛和拥挤的羊群。我人生中的剧变就发生在这个十二月。我没过圣诞节，淤泥湿雨混杂的天气也取代了往日冬季的暴雪和冰柱。我整个人十分迟钝，我知道自己感冒了，手脚抽筋，精神也低落无比。我当时难道没想过，期待一个男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是多么荒谬？生活归根到底不过是有杯像样的咖啡和一间能够舒展身体的房间？我难道没想过，即使尼尔森现在正坐在我的身边，他也早已变成一个面容灰暗的陌生人，他的冷漠和焦虑只能加剧我的？

不，不。尼尔森对我来说仍然是尼尔森。他的皮肤、他的味道、他那令人望而生畏的眼睛，对我来说并没有改变。我首先想到的好像是尼尔森的外在，而关于唐纳德，则是他内心的震动与和谐，努力做到的善良和隐秘的忧虑—这是我通过计谋和哄骗才了解到的。要是我能够把对这两个男人的爱合二为一，放在一个人身上，我将是一个快乐的女人。要是我能关心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像对尼尔森那么周到，像现在对唐纳德那么平静、超越肉体，我简直就是个圣人。相反，我受到的却是一个貌似荒唐的双重打击。

那些变成朋友一样的常客是这么几个人：一个中年妇女，她是个注册会计师，却喜欢看《六位存在主义思想家》、《意义的意义》这一类的书；一位省里的公务员，总是订购华丽、昂贵的色情文学作品，我听都没听说过（与我和尼尔森那种简单高效、令人朝思暮想的惯例相比，书里那些精巧繁复的东方式、伊特鲁里亚[7]式的关系反而让我觉得怪异和无趣。）；一位公证人，他住在约翰逊大街自己办公室的后面（“我住在贫民区，”他告诉我，“有的夜晚，我总觉得街角会出现一个彪形大汉，蹒跚着大喊‘斯—特—拉’。”）；我后来认识了一个叫夏洛特的女人—那个公证人叫她公爵夫人。这几个人彼此并不怎么感兴趣，早先我试图介绍会计和公证人聊一聊，结果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