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圣女（第7/12页）

但我并不沮丧。我的生活早已发生了疯狂的转变，我每天为之悔恨的事情同时也是我的骄傲。我感觉自己已经以全新的面貌重生于世。坐在桌边，双手捧着一杯咖啡或者红汤，直到它几乎没有一丝热气，就这么待上一个小时。我漫无目的地读书，读那些早就想读的书里的散句。这些句子总是令我满足，它们是如此优美独特，总是让我陷入一种特别的状态，全然忘却了其他的词句。我恍惚而又警觉，与所有人隔绝却随时觉察着这城市本身—它似乎是个奇怪的地方。

一座小城，位于国家最西边，游客们都来这里买假货。帝陀表的店面、双层巴士、花盆、马车：简直算得上失礼。不过，这儿有街上露出的海色，每天沿着开满金雀花的悬崖散步的悠闲健壮的老人，在风里弓身前行，花园里种着南美杉和漂亮灌木的破烂平房，虽然它们看上去稍微有点奇怪。春天到来的时候，栗子树开花，街边的山楂树也开出红白色的花，油性阔叶灌木更会开满茂密的粉色、玫红色的花朵，这幅景象你在内陆可是永远也无法见到的。我觉得，它就像是小说里的城镇—从以新西兰或塔斯马尼亚岛为背景的小说里移植而来的海滨城镇。但是，它仍然也有北美的特点。毕竟，有那么多人是从温尼伯和萨斯喀彻温来到这里的。中午的时候，饭菜的味道会从穷人们简陋的公寓里飘出来，煎肉、炖菜—农场的晚餐都是中午时分在狭小的厨房里烹制的。

我简直没法表达自己对它的喜爱。当然，这里不是一个新起步的商人应该寻找的地方—那种拥有可能促进商业成功的喧闹和活力的地方。没太多事可做，这是此地传达给我的信息。要是一个开店的商人根本不介意这种“没太多事可做”的信息，你就得问一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开店是为了卖东西，他们希望生意忙碌，这样才能扩大店面，然后才能卖出更多的东西，变得富裕，然后他们就再也不必亲自待在店里了。难道不是吗？不过，难道没有另外一种人吗？他们开店是希望有个容身之所，里面都是自己最为珍视的东西—纱线、茶杯，或者是书—他们只想过得舒舒服服的。他们将会成为街区的一部分，街道的一部分，每个人城镇地图的一部分，并最终成为每个人记忆的一部分。他们会在半上午坐下喝杯咖啡，他们会在圣诞节挂出熟悉的毛条拉花彩带，他们会在春天摆出新货之前擦洗玻璃。小店，对于这些人来说，就像某些人的林中木屋—是一个避难所，也是一种正当存在。

当然，也需要有一些顾客。房租到期的时候，书可不会自己交租。我继承了一小笔遗产—因此我才有可能来到这里，经营这家小书店—但除非业务好转，否则我只能支撑到这个夏天。我很清楚这一点。随着天气转暖，我很高兴书店的顾客越来越多，卖出的书也越来越多，书店很有希望继续经营下去。学期末的时候，学校经常以书作为奖励，这也给书店带来了很多老师，他们总是带着书单、赞美，很遗憾，还带着打折的期望。来逛书店的人往往也会买书，有些人渐渐成为我的朋友—我在这里拥有的那种朋友，在这里，我好像很乐于每天和人们交谈却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当洛塔尔和牧师第一眼看到斯库台的时候，它看上去像是飘浮在沼泽地上，城里的圆顶和尖顶闪着微光，仿佛是由雾气组成。但是，当他们在暮色初降时走进城里，那种宁静却完全消失不见。街道上铺着粗糙的大石，到处是人和驴车、流浪狗和被赶往某处的猪群，空气闻起来有烟火味、烧饭味、动物粪便以及某种难闻的东西—像是腐烂的兽皮。有个男人肩上放着一只鹦鹉走了过去。那只鸟仿佛在用某种未知的语言尖声叫骂。牧师数次拦下路人，询问去往主教家的路。可他们要么不发一言就从牧师身边挤走，要么嘲笑他，要么说些他根本听不明白的话。一个男孩说他可以带路，但是要收钱。

“我们没有钱。”牧师回答。他把洛塔尔拉进一个门道里坐下休息。“在马拉希阿马达，”他说，“很多这种自以为是的人很快就会改变态度。”

洛塔尔要从牧师身边逃离的想法已经完全消失。一个原因就是，她去问路的话，还不如牧师呢；另一个原因是，她感觉他们就像是互相依存的盟友，离开彼此的视线就没法在这个地方生存下去。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依赖他皮肤的味道，他那大阔步中包含的愤愤不平的决心，他那茂密的黑色胡须。

牧师跳了起来，说他想起来了—他现在记起了去主教家的路。他急匆匆地走在前面，穿过狭窄的、两侧是高墙的小巷，那里根本看不见房子和院子—只能看见墙壁和门。铺路的石头高低不平，跟那条干枯的河床一样难走。但他记得的路没错，走到主教家门口的时候，他发出了胜利的喊声。

几声高声争辩之后，一位仆人打开门，领着他们进去。他让洛塔尔坐在一进门的地上，领着牧师到房子里去见主教。很快，有人被派往英国领事馆（当时没告诉洛塔尔），他带回了领事的男仆。当时天已经黑了，领事的男仆提着一盏灯笼。洛塔尔又被带往别处。她跟着男仆和他的灯笼去了领事馆。

院子里有一缸给她洗澡用的热水，她的衣服被拿走了，很可能是烧掉了。他们剪掉了她那油腻腻、长满寄生虫的头发，还在头皮上倒满了煤油。她得说出自己的故事—如何来到马拉希阿马达的—这有些困难，因为她已经不习惯讲英语，而且时间感觉是那么遥远，那么无关紧要。她要重新学着在床垫上睡觉，在椅子上落座，用刀叉吃饭。

他们尽快把她送上了船。

夏洛特停下来，说：“这部分没什么意思。”

我之所以来维多利亚，是因为这里是国内距离安大略省伦敦市最远的地方。在伦敦，我和丈夫唐纳德把家里地下室的房子租给了一对夫妇，尼尔森和西尔维娅。尼尔森是大学里英语专业的学生，西尔维娅是一位护士。唐纳德是一位皮肤科医生，我正在写一篇关于玛丽·雪莱的论文—进展不快。我们结识是因为我去找他看脖子上的疹子。他比我大八岁—高个子，红红的脸颊上长着雀斑，比看起来要聪明。一位皮肤科医生看到的总是悲痛和绝望，尽管人们来找他看的病没有肿瘤和动脉堵塞那么严重。他看到了内部的破坏和极其不幸的命运，他看到了爱和欢乐是如何被一小块病变的细胞所支配。这种经历使唐纳德变得和善，一种谨慎而冷淡的和善。他说我的疹子很可能是因为压力，还说，一旦我控制住几个问题，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