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大拿的迈尔斯城（第2/7页）

一个星期六早上，我们把手提箱、两个热水瓶（一个装咖啡，一个装柠檬水）、水果和三明治、图画书和画画本、蜡笔、画板、驱虫剂、毛衣（以防山中寒冷），还有我们的两个孩子塞进汽车。安德鲁锁上房门，辛西娅一本正经地说：“再见啦，房子。”

梅格说：“再见，房子。”然后她问，“现在我们住哪呢？”

“不是永远再见啦，”辛西娅说，“我们要回来的，妈妈！梅格以为我们永远不回来了！”

“我没有。”梅格踢着我的靠背抗议。

安德鲁和我戴上太阳镜，开车出发了。我们开过狮门大桥，穿过温哥华的主体。我们离开了我们的房子、街区、城市，以及—在华盛顿州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的交界点—我们的国家。我们横穿美国，沿最北的路线朝东开，在安大略省的萨尼亚会再次进入加拿大。我也说不清选了这条路线是因为横跨加拿大的公路尚未竣工，还是因为我们想要体验那种滋味：开车横跨一个外国，或者说一个有点外国感的国家—想要那种额外的趣味和冒险感。

我们全都兴致勃勃。安德鲁数度赞美这车。他说，开它的感觉，比开我们的老车，那辆1951年的奥斯汀好多了。后者上坡时速度会可怜地减慢，而且形象像个紧张兮兮的老太婆，安德鲁这么评论道。

“这辆车的形象像什么呢？”辛西娅问。她听我们说话很仔细，喜欢尝试诸如“形象”这样的新词。通常都能用对。

“活泼的，”我说，“有点运动型的。但并不卖弄。”

“它很明智，但是有档次，”安德鲁说，“就像我的形象一样。”

辛西娅想了想，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得意问道：“那就是说，像你希望你是的样子，对吗，爸爸？”

至于我嘛，我对于离开感到很高兴。我喜欢出发。在自己家里，我好像总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有时是躲开孩子们，不过更多时候是躲开要做的工作、要接的电话，以及邻居的搭讪。我想躲起来，投身于我真正的工作，那有点像是在遥遥召回我自个儿的三魂七魄。我活在困顿中，总找不到想要抓住的东西。但旅行时却是一帆风顺。我可以跟安德鲁说话，跟孩子们聊天，可以看看他们向我指出的各种东西—标牌上的一只猪啊，田里的一匹小马啊，旋转展台上的一辆大众车啊—同时把柠檬水倒进塑料杯。所有这些时刻，魂魄的碎片都飞回我体内各就各位。基本结构于是便成形啦。这让我充满希望，心情愉快。做一个观望者，正是这件事的关键。做一个观望者，而不是守护者。

我们在埃佛瑞特[1]向东拐，爬上卡斯克德山。我在地图上给辛西娅指出我们的路线。我先给她看全美地图，上面也绘出了加拿大的底部。然后我打开要穿过的每个州的地图。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星。我给她看穿过密歇根湖的虚线，它就是我们要搭的渡船的路线。之后我们会开车穿过密歇根，开到安大略省萨尼亚，那座连接了美国和加拿大的大桥。就到家啦。

梅格也想看。

“你看不懂的。”辛西娅说。不过她还是把道路图册拿到后座。

“靠后坐，”她命令梅格，“坐好，我给你看。”

我听到她给梅格讲解路线，讲得非常精确，和我跟她讲的一样。她知道如何按字母表找到各个州，把所有州的地图都查阅一遍。

“你知道这条线是什么吗？”她说，“它是路。这条线就是我们在开车的路。我们正沿这条线开呢。”

梅格默不作声。

“妈妈，指给我看我们这会儿在哪里。”辛西娅说。

我取过地图，指指穿过山区的路线，她拿回地图册指给梅格看。“看到我们的路在这里歪来歪去的吧？”她说，“它歪来歪去的，因为这里有好多拐弯。这些歪的地方就是拐弯。”她翻了几页纸，等了一会儿。“现在，”她说，“指给我看看我们在哪里。”然后对我嚷道：“妈妈，她懂了！她指出来了！梅格看懂地图了！”

这会儿，我感觉是我们创造了孩子们的个性。我们给她们严格地规定了角色。辛西娅聪明、勤奋、善解人意、懂礼貌、擅长观察。有时我们会开玩笑说，她过于敬业了，一心想成为我们希望她会变成的样子。任何责备或失败，任何冷落，都会深深地影响她。她是个金发白皮肤的孩子，太阳一晒，风一吹，感到得意或者羞耻，都会在皮肤上轻而易举地表现出来。梅格则体格结实、不爱说话—并不叛逆，不过有时挺固执，显得高深莫测。我们觉得她的沉默展示了性格的力量，她的拒绝也被我们视为一种冷静独立的表现。她长着棕色头发，我们把它剪成齐刘海。她的眼睛是浅栗色的，清澈透亮。

我们都非常喜欢这些个性，欣赏着它们的矛盾与确定。我们不喜欢那种沉重兮兮、毫无创造的父母之路。我害怕变成那类母亲—身体肥胖，周遭笼罩着一团羊毛味儿、奶味儿的迷雾，因为负担着各种琐碎杂务而显得大义凛然的。我相信，就是这类母亲没完没了的关注、她们对于承担重负的需求，才导致了绞痛、尿床和哮喘。我喜欢另一类做法—开专栏的职业妈妈们那种开玩笑的绝望和夸张的嘲讽。杂志文章里，小孩一律迷人地自有一套，难以说服，不可思议而又不可战胜。做妈妈的同样才华横溢而不可战胜。我一心想成为的真实生活中的母亲，是会打电话来问“我的小希特勒这会儿是不是碰巧在你家啊”的那种人。她们凌驾于奶味儿迷雾之上，利落地谈笑风生。

我们看到一辆卡车的前厢横放了一只捆着的死鹿。

“有人把它打死了，”辛西娅说，“猎人打鹿。”

“还没到狩猎季，”安德鲁说，“他们没准是在路上撞到了它。看到有鹿出没的标志了吗？”

“要是我们撞到一只的话，我会哭的。”辛西娅严厉地说。

我给孩子们做了花生酱奶油果酱三明治，给我们自己做了鲑鱼蛋黄酱三明治。不过我没放生菜，安德鲁很失望。

“我没有啊。”我说。

“你不能带一点吗？”

“我不能为了做点三明治，就买来一整颗生菜吧，那样太浪费了。”

这是谎言。我其实是忘了。

“加生菜叶会好吃得多。”

“我觉得没那么大区别嘛，”沉默一会儿，我说，“别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