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人皆知（第10/19页）

由于一场手术，我几年前不得不拿掉了前列腺——癌症手术，虽然手术成功，但并不是没留下讨厌的后遗症，因为这类手术必定伤及神经并留下疤痕，后遗症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因而小便失禁，所以，从科尔曼家一回来，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我日日夜夜戴着的、像一条热狗躺在面包卷里似的、塞进我内裤分叉处的脱脂棉垫。因为那天夜里很热，又因为我并不是去一个公共场所或参加社交聚会，我就凑合着在棉垫外套了一条普通棉布三角裤，而不是塑料的，结果尿液渗到了我的咔叽裤上。我回到家发现裤子前面已经变色，而且我身上有股异味——棉垫是经过处理的，但这次却有股味儿。我的注意力都被科尔曼和他的故事所吸引，忘了监控我自己。整个晚上我喝啤酒，和他跳舞，关注着他用以减轻生活改变给他带来的不安而进行陈述的清晰度——预见性的推理及描述性的清晰度，片刻都没离开去检查一下我自己，平时除了睡觉我都不会忘记的，所以偶然一遇的事那天夜里发生在了我身上。

不，这样的一次失误不会像过去，当我刚动过手术没几个月，正试着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时，那样令我沮丧——当然原来我早已习惯于作为一个自由从容、干爽无味、具备控制身体原始功能的成年人，一个六十年来在从事日常事务时不必担心他内衣裤状态的成年人。然而，在我对付比平日已成为我生活一部分的不便更为邋遢的情况时，我的确至少会感到一阵心烦，我仍然会绝望地想，这种作为婴儿标识的意外永远也不可能避免了。

手术还使我丧失了性功能。1998年夏天推出的全新药物疗法，上市没多久就证明其功效神奇得犹如仙丹，使像科尔曼那样在别的方面都很健康的男子恢复了性功能，但对我却无能为力，因为手术导致了大面积的神经损伤。对我这种状况，伟哥不起作用，不过，即使它有效，我也不相信我会服用。

我要说明的是并非因为失去了性功能，我才过起了隐居生活，相反，当时我已在伯克夏山上这两开间木屋里居住并从事写作将近十八个月了，在一次例行体格检查之后我接到前列腺癌的初步诊断，一个月后进行复查，便立即到波士顿做了前列腺摘除手术。我的意思是在搬到这儿来之前，我已经有意地改变了我与犹如猫叫春似的性欲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因为劝诫或我的勃起由于年龄在效力上大大减弱，而是因为我已不能支付它嗷嗷待哺的要价，不能调度机智、力气、耐心、幻想、反讽、热情、自私、恢复力——或韧性，或精明，或虚假、伪善、双重人格、色情技艺——以应付它数之不尽的误导和前后矛盾的含义。所以，我能够在手术之后，提醒自己手术只是让我坚守我早已屈从的洁身自好的原则，因而没有对永远丧失性功能的前景感到过分的震惊。手术不过是为我自己做出的决定，感到经历了一辈子的纠缠不休、不堪重负而做出最后的断语而已。其时雄性狂热无时不刻不蠢蠢欲动，企图重复这一行为——一遍，又一遍，再一遍，尚未受到生理问题的威慑，性功能完好无损，精力充沛，永不安宁。

但在科尔曼对我谈到他自己和他的瓦露塔之后，所有通过理智的退让而取得的令人欣慰的幻觉全都化为乌有，我完全丧失了心理平衡。直到清晨我都没能合眼，犹如一个精神病患者似的无力控制自己的思维，被那对男女以及他们和我惨淡状态之间的对比弄得神魂颠倒。我无法入眠，并不仅仅是因为企图阻止自己在脑子里重构科尔曼拒绝放弃的“越轨勇气”。我像个无害的阉人似的跟那个依然活力旺盛、性欲不衰的同伴翩翩起舞的情景，让我突然感到这绝非是个美丽的自嘲。

你怎么能说“不，这不是生活的一部分”，既然它始终是?这性的污染物，救赎性的堕落，使得人类的理想幻灭，永无休止地提醒我们切莫忘记自己是由什么材料做成的。

下一个星期，科尔曼收到那封匿名信，只有一个句子，主语、谓语以及直截了当的形容词，以粗大醒目的字体写在一张白色打印纸上，用以表示控诉的二十八个大字从头到尾盖满整张纸：

人人皆知你正在性欲上剥削

一个受凌辱、没文化、

比你小一半的

女人。

信封和信纸上的字都是用红色圆珠笔写的。尽管信封上盖着纽约市的邮戳，科尔曼还是一眼就认出是那年轻法国女人的笔迹，这女人在他走下院长席位、返回教书岗位时，是他那个系的系主任，后来又是最积极地要将他打为种族主义分子，并谴责他侮辱缺席黑人学生的那批教职员中的一个。

在他的幽灵档案里，在好几份由他的案子引发的文件上，他都发现笔迹样本，这证实了他的指认：语言文学系德芬妮·鲁斯教授为匿名信作者。除了她用印刷体而不是手写体写出的头几个字以外，科尔曼看不出她还做了什么努力伪装笔迹以蒙蔽他。她可能开始时有那个打算，但在“人人皆知”几个字以后，她似乎不是放弃了，便是忘记了。这位法国出生的教授竟然都没有在信封上避开泄露天机的科尔曼的街名和邮编。这种在写匿名信时对于隐瞒身份标记所表现的疏忽，罕见的粗心大意，也许可以这样来解释：她当时处于某种极端的心态，不允许她在发这封信之前做通盘的考虑。但信又没在当地邮局——急急忙忙地寄出，而是先运送到邮戳所显示的约一百四十英里之外的地方再投递的。可能她估计在自己的笔迹中没有任何特殊或离奇的东西可以让当过院长的他至今都难以忘怀；也许她已不记得他案子的那些附件：她曾连同她的亲笔签名一道递交给教师调查委员会的与翠西·卡明斯的两次面谈记录。或许她不知道，应科尔曼的请求，委员会提供给他一份她原始记录的影印件以及委员会针对他的其他所有相关资料。或者她根本就不在乎他会不会认出是谁揭露了他的秘密：她也许既要以一个匿名的控诉奚落他，同时，又不露声色地挑明控诉来自于一个当今绝非无权无势的人。

科尔曼打电话要我过去看匿名信的下午，从幽灵卷宗里挑出的含有德芬妮·鲁斯笔迹的样本都已整齐地陈列在厨房桌子上，既有原稿，又有原稿影印件。他都彻底查过了，在他看来与匿名信中的笔画雷同的地方都用红笔画上了圈圈，主要是单个字母——一个y，一个s，一个x，这里字尾打个大弯钩的e，这里一个e跟旁边的d紧挨着，看上去像i，而在r前面，又像个普通的e。虽然信和幽灵文件的笔迹有着醒目的相似之处，但直等到他指给我看信封上他的名字和她与翠西·卡明斯面谈记录上的他的名字时，我才确信他不容辩驳地已将出手给他定罪的罪犯定了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