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净化仪式（第14/21页）

然而，在那以后，他将机制击败了。在那以后，他大功告成了：再也没有离开过城墙里面的城市，即习俗的保护。或者，宁可说，既完全生活在城墙里面，又鬼鬼祟祟地完全生活在城墙外面，完全关在外面——这便是他，一名创造出来的自我，所享有一切独特的生活。是的，在很长的时间里他将它击败了，直到所有的孩子生出来都是白的为止——突然他又没能击败它，完全忽视了还有别的东西是不可控制的。这个决心打造一个杰出历史前途的人，这个着手旋开历史弹簧锁、聪明绝顶地成功改变了个人命运的人，到头来却落入他不能完全指靠的历史的掌心：还没有成其为历史的历史，钟表正在一分一秒勾销的历史，随着我的笔不断扩散的、一次增长一分钟的历史，未来将比我们更能把握的历史。这个无处遁逃的我们——当下，共同的命运，流行的情绪，所在国家的思潮，具有制约性质的历史，即我们自己的时代——被一切事物可怕的转瞬即逝的性质所蒙蔽。

当我们抵达南沃德街，我把车停靠在学院招待所外面时，我说：“我想什么时候见见瓦特。我想和瓦特谈谈科尔曼。”

“瓦特自从1956年以来就没有提起过科尔曼的名字。他不愿谈有关科尔曼的事。在新英格兰的一所最排斥黑人的大学里，科尔曼建立了他的事业。课程设置中被白人垄断的课程，却正是科尔曼选择去教的。对于瓦特来说，科尔曼比白人更加白人。除了这，他没别的好说。”

“你会告诉他科尔曼死了吗?你会告诉他你这两天在什么地方吗?”

“不会。除非他问起。”

“你会和科尔曼的孩子进行联络吗?”

“为什么我要?”她问，“应当由科尔曼告诉他们，不由我决定。”

“那么，你为什么告诉我?”

“我没有告诉你。你在葬礼上做自我介绍的。你对我说：‘你是科尔曼的妹妹吗?’我说是的。我只是讲了真话而已。我不是个藏头露尾的人。”这是她整个下午对我所说的最严厉的话语——也是针对科尔曼的。直到那一刻她都是谨慎地在母亲的毁灭和哥哥的愤怒之间保持着平衡。

这时她从手袋里取出一个钱包。她展开钱包，让我看夹在塑料套子里的一张照片。“我父母。”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刚从法国回来。”

两个年轻人站在一座砖砌的门廊前，娇小的年轻女人戴着一顶大帽子，穿着长长的夏天的裙子；高个子年轻男子全身戎装，戴着有帽檐的帽子，挎着皮革子弹带，手上戴着皮革手套，脚蹬铮亮的长筒皮靴。他们肤色很浅，但他们是黑人。你是怎么看出他们是黑人的?就因为他们毫不含蓄的姿态。

“英俊的年轻人，特别是穿着那身军装，”我说，“可能是骑兵制服。”

“纯粹的步兵。”她说。

“你母亲我看得没那么清楚。你母亲的脸给那顶帽子遮住了一些。”

“一个人为控制自己的生活也只能做那么多了。”欧内斯廷说。下了这个她唯一情愿做出的富含哲理的结论后，她将钱包放回手袋，谢谢我招待她吃午饭，几乎就在我的眼皮下郑重地敛起容颜，重新返回那种秩序井然、寻常百姓的生存方式，严格地与不论是白人的、黑人的或不白不黑的人的任何幻想保持着距离，她下了车。我并没有立即驾车回家，相反，我穿过城区，来到公墓，在将车停靠在马路边后，走进大门，对正在发生的事茫然无知，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伫立在科尔曼棺木上所覆盖的高低不平的土丘边，我完全被他的故事所控制——它的开始，它的结尾，于是我当场开始写这本书。

我一开始就好奇地设想，科尔曼会是在什么情况下告诉福妮雅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假设他告诉了她，也就是说，假设他不得不告诉她的话。他在那天闯进来一路大叫着“写我的故事，你混蛋”时，隐瞒了不能直截了当对我说的事，隐瞒了他自己（因为这个秘密，我现在明白了）写这个故事时所不能对我说的话，但最后他忍不住要对她——对变成他战友的学院的清洁女工——和盘托出。对这个女人，他能够为她脱光衣服，转过身子，以致暴露出插在他光脊梁上的那把用来给自己上发条，从而启动伟大越轨行为的机械钥匙。这个继埃莉·玛吉之后的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女人。埃莉，在她以前是斯蒂娜，最后是福妮雅。唯一永远不知道他秘密的是那个他与之共度一生的女人，他的妻子。为什么对福妮雅坦白?正如心中藏有秘密是人之常情，迟早揭露秘密也是人之常情，更不用说，在这件案子里，是对一个从不问问题的女人，对一个你会以为对一个男人——一个保有这样一个秘密的男人——来说如获至宝的女人。甚至是对她——尤其是对她。因为她不问问题并不是因为她愚笨或不想面对问题，她不问问题，在科尔曼眼里，乃是与她遭到蹂躏的尊严相一致的。

“我承认这可能完全不对，”我对我完全改变了的朋友说，“我承认其中可能没有一丝一毫的正确性，但不管怎样还是开始了：当你尝试发现她是不是个骗子时……当你试图揭露她的秘密时……”就在那儿，在他的坟墓边，他曾经经历的一切都似乎至少被那一抔黄土的重量和体积所取消了。我等待着，等待着他说话，终于我听到他问福妮雅她曾经做过的最坏的事是什么。然后我再一次等待，等待得更长些，终于一点一滴地我听见了她特有的那种脱口而出的与人顶嘴似的口气，那就是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我一个人站在暮色沉沉的墓地里，进入与死亡的专业竞赛。

“在没有了孩子们之后，在失火之后，”我听到她告诉他，“我找到什么活，就干什么活。那时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生活成了一片雾。嗯，就碰到了那件自杀案。”福妮雅说，“在布莱克威尔城外的树林里。用一把猎枪。鸟枪。粉身碎骨。我认得一个女人，酒鬼，西西，给我打电话，叫我过去帮忙。她要去打扫那地方。‘我知道听起来有点怪怪的，’西西对我说，‘不过我知道你胆子大，什么都能应付。能不能帮我干?’那儿原来住着一对男女，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吵架了，他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把脑袋打开了花。‘我去把那里收拾干净。’西西说，所以我就跟着去了。我需要钱，反正我也不知道我干的是什么，就去了。死亡的味道。我记得那个。刺鼻的血腥味，只是在我们动手打扫时才闻得到。只有在热水碰到血的时候才产生充分的效果。那是个木头小屋。墙上都是血。呸，呸，粘在所有的墙上，抹在所有的东西上。一等到热水和清洁剂碰上去……哎呀。我戴着橡皮手套，不得不戴上面具，因为连我都受不了了。墙上还有大块大块的碎骨头渣，和血粘在一起。把枪放进他嘴里。砰砰。也把骨头和牙齿打散了。看见的。到处都是。我记得朝西西看着。我看着她，她摇着头。‘我们干吗要他妈的为一笔钱干这种事?’我们好不容易才做完。一小时一百块。到现在我都觉得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