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乐园追忆（第7/9页）

瑞典佬在波多黎各和在纽瓦克一样还干这一行，他解释道，自己已经训练出许多好工人，他们会做手套上的细活，可以生产出达到他父亲那时的纽瓦克女士皮件公司标准的产品。他也承认一家人都喜欢他十五年前建在加勒比海边的度假别墅，而且离他在蓬塞的工厂也不远。孩子们都愿到那里玩……肯特、克里斯和斯迪夫热爱冲浪、帆船、潜水和双体船运动……他所说的这些事清楚地表明，如果他是真的愿意去做的话，他也似乎对自己周围哪些事有趣，哪些事没有趣缺乏判断力。或者由于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不想使自己的生活有趣。我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让他回到开勒、福特冈、拉斯基、罗宾和侯尼格时代，回到指岔和怎样做副好手套的细节上来，甚至回到那个只为一块好料花三美元五十美分一英尺买错鹿皮的小子这事上来。但他一讲起来，我就发现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使他把话题从他的孩子在海上和陆地上取得的成就引开。

我们等点心上来时，瑞典佬说他除了最喜欢的通心粉外，也爱增加体重的意大利菜肴，因为在前列腺手术几个月后，他已瘦了十磅左右。

“手术顺利吧?”

“还不错。”

我说：“我的几个朋友做过那种手术后都比预料的差。这对男人来说是场灾难，即便不像癌症那样糟糕。”

“是啊，我知道，那有可能。”

“一个是丧失了性功能，另一个是既阳痿又失禁，都是我这把年纪。他们真受罪，只好用尿布。”

我所说的“另一个”就是我自己。我在波士顿做了手术，除了波士顿的一个朋友外，我谁也没告诉。他陪我度过那段难受的日子，直到我又能站立起来。离开波士顿，我开车两个半小时，回到在贝克郡的我独自居住的家后，我想最好是把做癌症手术和身体虚弱的事埋在心底。

“啊，我还很轻松就过来了。”瑞典佬说道。

“我看你也是。”我语气委婉地附和道，心想这个自我满足的大家伙真的得到了他想的任何东西。尊重应该尊重的东西，对什么也没有异议，从不因自卑烦恼，也不因迷惑难受，或者遭受无能的折磨，怨恨的毒害，愤怒的驱使……生活对瑞典佬来说就像绒线球一样慢慢展开。

思绪将我拉回到他信中关于将给父亲写颂词的专业咨询。我自己不想提颂词的事，然而谜团还未解开，他为什么不提这回事，如果不愿意，为何要放在信的首位。就我所知我只能认为他的一生比较而言既不是太富有，也不是矛盾重重。那封信主要与他的手术有关，涉及到后来发生的、与他性格不符的事情，或某种突如其来的情感。是啊，瑞典佬利沃夫的亲笔信表明他发现不是健康而是病态，不是强壮而是虚弱的滋味；知道没有名望是怎么回事，生理上的耻辱、蒙羞、厌恶和绝望是怎么回事。他也才懂得向他人请教是怎么回事。忽然被曾给予自己保障、使自己优于他人的美妙的身躯所背叛，他一下失去平衡，从所有人中抓住了我，想替他拉回死去的父亲、重新获取父亲的力量来保护他自己。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崩溃，在我看来，以前深藏不露的他已经变成一个冲动、衰弱、急需呵护的人。死亡突袭了他的生活之梦（就像我在十年之中遭遇的第二次那样），令我们这种年龄的人烦恼的那些事并没有将他放过。

我不知他是否愿意再回忆一下卧病在床时的脆弱，这会让他真正了解有些事情是不可避免的，正如他家的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样，还记得那种阴影像有毒的冰块凝结在一层又一层生活的满足之间吗?他总算如约前来。这意味着无法忍受的痛苦还在，自我保护没有恢复正常，紧急状态并未结束?或者前来露露脸，海阔天空地愉快闲聊就是他想借以摆脱最后恐惧的方法?看他坐在对面吃着意大利菜，显得那么单纯、诚实，我越想越远。这人的本来面目令我难以琢磨、无从把握。我苦于对瑞典佬这种混乱不堪状态的担忧，只能看到他的外表，无法得出任何结论，不能形成确切的看法。我明白自己到处寻根求源、要弄清这家伙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这个谜团我可解不开，仅靠推理攻克不了他。这是他自己的谜，我这么干如同想从米开朗琪罗的大卫雕像嘴里得到信息那样艰难。

我在信中告诉过他电话号码，如果他再也不感到死亡的恐惧，为何不来电话取消约会?既然一切恢复到以前的样子，他又夺回了曾使他无往不胜的那种鼎盛荣光，还找我干什么?不，他的信没有道出全部真相，否则他是不会来的。肯定有迫切的事，或者是曾经使他大病一场的东西并未离他远去。一种未经检验的存在再也不能适应他的需求了，他要让人把某些事情记录下来，所以找到我：写下可能忘却的事情。这时却省略了，忘记了。会是什么事情呢?

或者他只是个幸福的人而已，幸福的人也确实存在，为什么不可能?我对瑞典佬的动机进行的胡乱猜测不过是职业性的急躁，对瑞典佬利沃夫有一种托尔斯泰对他笔下的伊凡·伊里奇^{[13]怀有的偏见，这个人物在他的小说中被大大贬低，用专业术语讲，那是因为他创作的初衷就在于要无情地暴露看似平常的东西。伊凡·伊里奇是个身居高位的法官，过着“社会公认的绅士生活”，在临死时深受焦虑和恐惧的折磨，他不由得想到“也许自己未能像应该的那样活过”。从一开始，托尔斯泰就总结性地写道，作为大法官，在圣彼得堡有漂亮的住房，每年有三千卢布的可观薪金和身居高位的朋友，伊凡·伊里奇的生活是最简单、最平常的，又是最可怕的。也许是吧。在1886年的俄国可能是这样。但在1995年新泽西州的旧里姆罗克，当这位伊凡·伊里奇打完上午的高尔夫和朋友回到俱乐部吃午餐，高声大叫“没有比这更好的”的时候，这也许比托尔斯泰笔下的情形更接近实情。}

瑞典佬利沃夫的生活，就我所知，最简单、最平常，但按美国的标准却最了不起。

“杰里是同性恋吗?”我突然问道。

“我弟弟?”瑞典佬笑了。“你真会开玩笑。”

我也许是故意问点什么，想冲淡这烦闷的气氛。但我忽然记起在他给我的信中，他曾提到他的父亲“因心爱的人遭到打击他是多么难受”，这使我又开始乱猜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也想起杰里那次遭受的羞辱。我们高中一年级时，杰里极力想赢得班上一个相貌一般，大家认为轻而易举便可到手的女孩的欢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