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第9/13页）

父亲对待我的态度认真，与林戈尔德兄弟相仿，但缺乏艾拉政治上的无畏精神和默里的文采，最重要的是，他不像他们那样似乎毫不介意我举止是否得体，会否成为一个好孩子。林戈尔德兄弟好比拳赛中的左直拳接右勾拳，将我引入大赛，我开始了解如何在更广泛范围里成长为一名男子汉。林戈尔德兄弟让我不得不用我认为与我当时身份相称的严谨缜密来回应。他们不在意我是不是做个好孩子。他们只在意我的信仰。不过呢，他们是没有做父亲的责任的，父亲的责任是引导儿子避开各类潜藏的危险。父亲须为这些操心，而老师则不会如此。父亲须操心儿子的行为，如何使他的小汤姆·潘恩适应社会生活。可是一旦小汤姆·潘恩已经为成人圈子接受容纳，他的父亲却仍当他是个小男孩来教育，那么这父亲就没指望了。没错，他是担心可能出现的那些危险，倘若不是，那就不对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没指望了。小汤姆·潘恩别无他法，只有将他一笔勾销，背叛父亲，义无返顾径直向前跨入人生的第一个陷阱。随后凭着一己之力——由此他的生活得到真正的统一——在整个一生中从一个陷阱迈向下一个陷阱，直至墓坑，若无意外，这总归该是他将落入的最后一个坑吧。

“听我说完，”父亲说，“然后你再拿主意。儿子，我尊重你是独立的。你要戴着华莱士的徽章上学去吗?戴吧。这是个自由的国度。不过你应该了解所有的真相。没有事实真相，你就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何以尊敬的总统遗孀罗斯福夫人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而是反对他呢?哈罗德·伊基斯是罗斯福信任的忠诚的内政部长，当之无愧的一名伟人，何以他不支持亨利·华莱士而是反对他呢?为何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有抱负的工会组织工业组织联合会撤回了对亨利·华莱士的资金投入和支持?是因为共产党势力渗透进了亨利·华莱士的竞选活动。父亲不希望我去集会是为了共产党人，他们已经几乎完全控制了进步党。他告诉我说或者华莱士太天真，对这点竟不知晓，或者是——不幸的是，这才可能是事实——华莱士太狡诈，不愿承认。但是共产党人，尤其是那些来自为共产党控制的工会中，已经被工业组织联合会开除的人——

“你这个专迫害赤色分子的人！”我大喊，接着我离开家，坐14路公共汽车去了那个聚会。我碰到了保罗·罗伯逊。艾拉给他介绍说我就是他曾对他提起的那个高中生，他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保罗，就是他，那个带头喝斯蒂芬·A.道格拉斯倒彩的孩子。”保罗·罗伯逊是一名黑人演员和歌手，和华莱士共同任竞选委员会主席。就在几个月前，在华盛顿一次反蒙特-尼克松法案的抗议活动中，在华盛顿纪念碑的脚下，五千名抗议者前，他演唱了歌曲《老人河》。面对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他无所畏惧地告诉他们（他们就蒙特-尼克松法案作调查问及保罗若法案获通过，他会否遵守法案），“我会违反这项法案，”接着，被问及共产党代表什么，他以一般的直率回答，“代表着黑人的完全平等权利。”保罗·罗伯逊握住我的手说，“年轻人，不要丧失勇气。”

我和演员及演讲者一起站在清真寺剧院后台，同时为两个崭新的独特世界围绕着，左派的环境和“派系”的世界，那种兴奋，可以比作在一场大型棒球联赛中，与球员一起坐在休息室中。我站在舞台一侧，听艾拉再次化身亚伯拉罕·林肯，不过这次他斥责的不是斯蒂芬·A.道格拉斯，而是两党派中的战争贩子：“支持全世界的反抗组织，使西欧武装起来抵御俄罗斯，将美国装备起来……”我看到了亨利·华莱士本人，艾拉登上舞台对群众发言前，亨利就在他身边不过二十英尺的地方，集会过后的庆祝酒会上，亨利几乎就是站在艾拉身旁，艾拉趋前对他低声耳语。我凝视着这位总统候选人，他来自艾奥瓦，是一位拥护共和党的农夫的儿子，他有美国人的容貌和声音，与我见过的任何一位美国人相同。这位政治家反对高价，垄断企业，种族隔离和歧视，反对姑息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和蒋介石一类的独裁者，我忆起了法斯特对潘恩的描述：“他的思想理念远比杰弗逊的更贴近普通工人群众。”而在1954年——距清真寺剧院那晚六年以后，那晚这位代表了普通民众，人民和人民政党的候选人站在讲台上，紧握拳头，大声疾呼，令我全身起了鸡皮疙瘩，“我们正身处在对我们自由的肆意践踏之中”——我申请富布莱特奖学金被拒。

我的生活并未也不会因此而有大的差别，然而这股击败共产主义的狂潮连我都袭扫到了。

铁林于1913年出生在纽瓦克，早我二十年，他住的那片地方很穷困，他有个无情的家庭，上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巴林杰高中，除体育课外无一门功课及格。他视力很差，戴眼镜也不管用，连课本上的字几乎都看不清，更不用说是老师写在黑板上的字了。他看不清，无法学习，于是有一天，就他解释是这样的，“我就没有起床去上学。”

默里和艾拉的父亲，艾拉是连谈都不愿谈及他。在那次华莱士聚会后的几个月里，艾拉告诉我的最多不过是：“我无法和父亲谈话。对他的两个儿子，他从未有过丝毫的重视。他不是故意如此。只是他兽类的本性而已。”艾拉的母亲在他记忆中是他钟爱的，在他七岁时去世了。替代她的，是艾拉形容为“童话故事里那种继母。地道的贱女人。”一年半以后，他自中学退学，就在几周以后，永远离开了家，那年他十五岁，他找到一份在纽瓦克挖沟的工作。二战爆发前，全国经济大衰退期间，他四处漂泊，先是在新泽西，接着走遍了全美国，有什么活就干什么，多数活都需要脊背强壮。就在珍珠港事件后，他入了伍。他辨不清视力表，不过有一长队等着查视力的人，于是艾拉就绕到视力表前，尽他所能把表背下来，然后站回到队列里，他就是这样通过了体检。1945年，离开军队后，艾拉在伊利诺伊州待了一年，和他在部队里最好的朋友约翰尼·奥戴同住，约翰尼是钢铁工人，信仰共产主义。他们曾一起在伊朗码头上做装卸工，卸下由铁路经德黑兰运往苏联的资援物资装备。因为艾拉做起这活来力气很大，奥戴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铁人艾拉”。到了晚上，奥戴教给这位铁人如何阅读书籍以及写信，并将马克思主义教授给他。

奥戴灰色的头发，比艾拉年长大约十岁——“他这样的岁数怎么入的伍呢，”艾拉说，“我还是没搞明白。”他六尺高，瘦得如电线杆一般，却是艾拉遇到过的最强硬的家伙。奥戴随身带着一个轻便的拳击袋，用来训练击拳速度。他出拳又快又猛，“若是不得已，”他能一次击败两三个人。并且奥戴还极有才能。“那时，对政治，对政治运动，我是一无所知，”艾拉说道。“我区分不出不同的政治哲学或是社会哲学。然而这个人跟我讲了不少，”他说。“他讲到了劳动者。讲到美国普遍的社会状况。政府方面对工人利益的损害。他所说的都有事实为依据。他不尊奉传统教育吗?奥戴是极不信奉传统的，他做的每一件事都不遵循惯例。是的，奥戴为我做了很多，我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