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5/10页）

我们又一次置身于第八堂英语课课堂上，林戈尔德先生坐在书桌边，穿着他用离役费在布劳德街上买的褐色格伦花格纹衣服，是在美国商店为回国的退伍兵办的打折专场上买的，在我高中几年里，他一直就是这件衣服和在美国商店买的另一件衣服，灰色双排钮雪克斯金细呢衣，替换着穿。他一只手掂着黑板擦，有哪个学生回答问题达不到他对思想敏锐的最低要求，就毫不犹豫冲着他的脑袋掷过去，另一只手常常在空中挥舞，醒目地一一列举出准备考试要记住的每一点。

“这表明，”他对我说，“当你决定将个人问题置于意识形态的日常事项面前时，所有个人的成分都被去除丢弃，留下来的全是对那个意识形态有用的部分。在这次的情况，一个女人就把她的丈夫和他们婚姻中的难题奉献给了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实质上伊夫奉献的是她自己从第一天起就无法解决的西尔菲德和艾拉之间的不相容。就算是在伊夫·弗雷姆家多少有些激化，也不过是继父继女间常见的难题。艾拉和伊夫一起时除此以外所有其他的方面——好丈夫，坏丈夫，亲切的人，无情的人，善解人意的人，愚蠢的人，忠实的人，不忠实的人——构成婚姻中付出的努力和犯下的错误的一切，由于婚姻与梦想并无共通之处而引出的一切问题——都被去除，留下的是那个意识形态能利用的部分。

“事后，这位妻子如果有此意向（也许伊夫有吧，也可能没有），她可以抗议，‘不，不是，不是这样。你不明白。他不只是你们说的那个样子。和我在一起，他根本不是你们说的那样。和我在一起，他也可以是这样的，也可以是那样的。’像伊夫这样一个告密者事后可能会意识到，不只是她所说出的造成了她在报上读到的对他的怪诞歪曲；还有她所遗漏的一切——她有意遗漏的一切。不过到那时就太迟了。到那时这意识形态就不理她了，因为她在它这里不再有用处了。‘这个?那个?’意识形态回答道。‘我们管什么这个和那个?我们管什么那位女儿?她不过是软弱的大多数，生活即是如此。别让她挡我们的路。我们从你这里所要的全是为促进正当事业。又一个要消灭的共产党！又是一个他们奸诈的例子！’

“帕梅拉是吓坏了——”

但是已经十一点多了，默里在大学的课程当天已经结束了，我提醒他——他这晚的叙述在我看来仿佛已到了教育的高潮——次日清晨他还要准点坐公共汽车去纽约，或许我该开车送他回在阿西娜的宿舍了。

“我可以一直听下去，”我对他说，“不过也许你该睡一会。在讲故事的持久力上，你已经取代了山鲁佐德的头号位置。我们在这里坐了六个晚上了。”

“我很好，”他说道。

“你不累吗?冷吗?”

“这里很美。我不冷。很暖和，很漂亮。蟋蟀在数数，青蛙咕噜作响，萤火虫也得了灵感，自从我管理教师工会以来就没有过这样的机会可以如此谈下去。看。月亮。橘黄色的。这是最完美的场景，来褪去岁月的外皮。”

“确是如此，”我说。“在这座山上你可以选择：或者与历史失去联络，正如我有时选择的那样，或者你可以在精神上做你现在正做的事——借着月光，一连几个小时，重新获得对它的控制。”

“所有的敌对，”默里说道，“还有不断的背叛。每个灵魂都是制造背叛的工厂。无论何种缘由：为了生存，激动，高升，理想主义。为了可以带给人的损伤，可以施加于人的苦痛。为了其中的残酷。为了其中的乐趣。显露潜能的乐趣。统治别人，摧毁敌人的乐趣。你让他们吃惊了。那不就是背叛的乐趣吗?耍弄人的乐趣。这是报复让你感到低他一等的人的方法，你被他们击败，和他们相处感到了挫折。仅是他们的存在就让你感到耻辱，或者是由于你不是他们或者是由于他们不是你。于是你给他们应得的惩罚。

“当然也有人背叛是因为别无选择。我读过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写的一本书，他在斯大林统治的年代向秘密警察出卖了他最好的朋友。他受到严讯，恐怖的肉体折磨持续了六个月——到了某个程度，他说，‘哎，我再抗拒不下去了，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吧。随便你们给我什么我都签。’

“他们要他签什么他都签了。他自己被判了终身监禁。不能假释。十四年以后，六十年代，形势变了，他被放出来，写了这本书。他说他出卖最好的朋友有两个原因：因为他抗不住那些拷问，还因为他知道这无关紧要了，审讯的结果已经定好了。他说什么或不说什么都不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他不说，另一个受拷问的人也会说。他知道他到最后还热爱的那位朋友会鄙弃他，可是在残暴的拷问下正常的人无法抵拒。英雄主义在人里头是例外的。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每天作两万个小妥协，没经过训练，突然间要毫无妥协了，他做不到，更不用说顶住酷刑了。

“有的人要他们软弱下来需要拷打六个月。有的人开始就有优势：他们已经软弱下来了。这些人只知道如何屈服让步。对这样的人，你只需说，‘做吧，’他们就做了。来得太快，他们都不知道这是背叛。因为他们做的是别人要他们做的，似乎就说得过去了。到陷进去的时候就太晚了：他们已经背叛了。

“不久前报上有篇文章，说东德有个人告发他妻子达二十年。柏林墙推倒后，他们在东德秘密警察的档案里发现了有关他的文件。妻子有专业身份，警察想跟踪调查她，丈夫就是告密者。她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他们打开档案后她才发现。持续了二十年。他们有孩子，有姻亲，开宴会，付账单，做过手术，做爱，不做爱，夏天到海边，在海里游泳，而这期间他一直在告密。他是律师。聪明，博览群书，甚至还写诗。他们给他一个代号，他签了协议，和一个长官每周会面，不在警局，而是在一所专门的公寓，私人公寓。他们告诉他，‘你是律师，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他就软弱下来了，就签了。他要赡养他父亲。他父亲有重病，浑身无力。他们告诉他如果他帮他们，他们就会好好照顾他父亲，他爱他父亲。这样也可行。你父亲病了，或者是你母亲，或是姐姐，他们要你帮忙，你心里是把生病的父亲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的，因此你就有了背叛的理由，签下了协议。

“在我看来，战后十年——即1946年至1956年——在美国，显著犯下的个人背叛行为超过我国历史上任何其他阶段。伊夫·弗雷姆做下的这桩下流事是有典型性的，那些年人们做过不少下流事，要么是不得不做，要么是因为他们觉得不得不做。伊夫的行为很符合那年代通常的告密行为。这个国家在此之前何时有过如此不指责而且还奖赏背叛的时候?那些年比比皆是，可以违犯，允许违犯，任何美国人都可以。不但背叛的愉快取代了禁律，而且你不需放弃道德地位就可以违犯。显示爱国心而去背叛的同时还保留了贞洁——同时你感到一种满足，接近了性欲上的满足，其中模模糊糊的有愉快有软弱，有侵犯有羞耻：这是来自暗中破坏的乐趣。暗中损害你心爱的人。暗中破坏你的对手。暗中破坏朋友。背叛正属于这同一类荒谬，不正当，零碎无条理的乐趣。这类乐趣有趣味，可操纵他人，是秘密的，其中大有引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