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第6/10页）

“甚至有人脑力超常，竟会玩背叛的游戏，只为背叛自身。丝毫不图私利。纯粹为了自我娱乐。柯尔律治形容埃古出卖奥赛罗是‘没有动机的恶毒行为’，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然而，一般说来，总有个动机来挑起邪恶的力量，引发出恶毒。

“唯一的障碍是在冷战的高峰岁月，向当权机构告发某人是苏联间谍可能直接就把他送上了电椅。毕竟伊夫不是向联邦调查局告发艾拉是个坏丈夫，和他的按摩师性交。背叛是生活中不可回避的组成部分——谁不会背叛呢?——但是在1951年，把最丑恶的公共背叛行为与其他背叛形式混淆起来就不太妙了。叛国不像通奸，它是死罪，因此，胡乱夸大事实，草率不准确的行为，错误的指控，甚至似乎很文明地只是说出同谋的名字——结果都会是可怕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我们的苏联同盟背叛了我们，滞留在东欧，爆炸了原子弹，全都有道德藉口。

“谎言。到处都是谎言。把事实译成谎言。把一个谎言译成另一个谎言。人在说谎上头显示的能力。那种技巧。谨慎估量形势，然后声音平静脸上不带表情地说出最有成效的谎言。他们若哪回说出了甚至是一部分的真相，十回里也有九回是为了谎言。内森，我从没有机会以这样的方式对人讲这个故事，而且是如此详尽。我从前从没讲过，以后也不会再讲起。我想讲个彻底痛快。讲到最末了处。”

“为什么呢?”

“我是唯一知道艾拉故事的还在世的人，你是唯一关心这故事的在世的人。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人都死了。”他大笑道，“我最后的任务。把艾拉的故事交给内森·朱克曼。”

“我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我说。

“那就不是我的责任了。我的责任是讲给你听。你和艾拉对对方都是很重要的。”

“那就接着说吧。怎么收尾的?”

“帕梅拉，”他说。“帕梅拉·所罗门。帕梅拉吓坏了。是她从西尔菲德那里听说伊夫撬开艾拉桌子的事。她想的是人在刚一获悉别人的灾祸时似乎通常会想到的：这对我有何影响吗?我办公室里的谁谁得了脑瘤?那我就得自己作清单了。隔壁的谁谁那架飞机掉了吗?死于飞机失事了?不。不能。他星期六要来处理我们的垃圾的。

“有一张艾拉拍的帕梅拉在小木屋的照片。她穿着泳衣，在池塘边。帕梅拉怕（其实她搞错了）这张照片在那书桌里，和那些共产主义的东西一起，怕伊夫看到了，或者，如果照片不在那里，艾拉会到伊夫那里拿给她看，钉在她脸上说，‘看啊！’然后会发生什么呢?伊夫会勃然大怒，说她是荡妇，把她丢出那房子。而西尔菲德会怎么想帕梅拉呢?西尔菲德会做什么?如果帕梅拉被驱逐出境怎么办?这是最坏的可能。帕梅拉在美国是个外国人——如果她的名字被拖进艾拉的共产党困境中，最后上了报纸，她被驱逐出境，那会如何?如果伊夫因为她试图偷走她的丈夫而设法要把她弄到被逐出美国又会如何?再见了，波希米亚生活。回到令人窒息的英国礼仪那一套吧。

“帕梅拉对艾拉的共产党困境对她构成的危险和国家气氛的估计也不见得是错误的。处处都是指控、恐吓和处罚的气氛。特别是对一位外国人来说，看上去很像满是恐怖的民主集体迫害。危险四伏，帕梅拉这样恐惧也是正当的。在那种政治气候下，这种恐惧合情合理。因此，作为对她的恐惧的反应，帕梅拉对这困境使上了她可观的才智和讲求实际的现实主义态度。艾拉没错，过去就发觉她是个机敏清醒的年轻女人，知道自己的想法，做她想做的事。

“帕梅拉找到伊夫，告诉她说两年前一个夏日她在格林尼治村碰到艾拉。他坐在车里，正要去乡下，他跟她说伊夫已经到了，问她何不上车一起去那里过一天。天气又热得可怕，她就没费神好好想这事。‘好吧，’她说，‘我去拿游泳衣，’他等她，他们就一起开车到了锌镇，他们到了以后，她发现伊夫不在那里。她尽力同意他，相信了他的任何藉口，甚至还穿上泳衣，和他去游了泳。就是那时他拍了那张照片，要诱奸她。她哭了，竭力甩开他，告诉他她是如何看待他和他正做的对不起伊夫的事，然后坐上了下一班开回纽约的火车。因为她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就把他这次的挑逗行为保密。她怕如果她不这样做，人人都会怪她，认为她是个荡妇，而她不过和他同坐了车而已。人们会为她让他拍了那张照片而骂她。没人会听她这方面的经历。倘若她敢说出真相暴露他的不忠，他就会用可以想见的每种谎言压倒她。但是如今她知道了他的不忠的范围，出于良知，她就不能保持沉默了。

“随之发生的是在一个下午，我上完最后一堂课后回到我的办公室，我弟弟正在那里等我。他在走廊里，正给认出他的几个老师签名，我打开锁，他进了办公室，在我书桌上丢下一个上面写着‘艾拉’的信封。回信地址是《每日工人报》。里面还有第二层信封，这一封是写给‘铁林’的。伊夫的笔迹。她的蓝色仿羊皮纸文具。《工人报》的办公室经理是艾拉的一个朋友，他一直开车到锌镇把这封信送给他。

“似乎那天在帕梅拉对伊夫讲了她的故事以后，伊夫做了她能想到的最激烈的事，是当时她能做出的最有力的一击。她穿戴整齐，穿着她猞猁毛皮外套，价值百万美金梦一般的黑天鹅绒礼服，上面镶着白色蕾丝花边，脚上是她最好的露趾黑鞋子，戴上她漂亮的带面纱的黑毡帽，不是走到‘21’俱乐部去和卡特里娜共进午餐，而是到了《每日工人报》办公室。《工人报》在大学区，距西十一街只有几个街区远。伊夫坐电梯到了五楼，要求见编辑。她被引进他的办公室，她从猞猁毛皮手笼里拿出那封信，放在他的桌子上。‘写给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殉难英雄，’她说道，‘人民的艺术家和人类最后最好的希望，’转过身，走了出去。虽然她在任何反对面前都是备受折磨而且胆怯，但是在她满怀义愤，错当自己为贵妇人的日子里，她也可以是很蛮横的，让人印象深刻。她能做出这些变形——她也不喜欢中间路线。情感的彩虹上，不论哪一端吧，其过量无度才具说服力。

“办公室经理拿到信，开上他的车，把信带给了艾拉。艾拉在被解雇以后就一个人住在锌镇。每周开车到纽约和律师商谈——他要起诉广播公司，起诉节目赞助商，控告《红色路线》。到了城里，他会顺道去看阿蒂·索科洛，他头回心脏病发作，卧床在家，在上西区。接着他就到纽瓦克来看望我们。不过艾拉一般是在木屋里，满腔气愤，思索着，又身心疲惫，处于深深的困扰之中，为碰到过矿下事故的邻居雷·斯维克孜做晚饭，和他一起吃饭，对着他大谈他的事，而他是一半心神并不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