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10/15页）
当真？你一定是在逗我！但是接着，科尔曼登场时愉快地认可了他的说法，他说他和新一套全国学校指导方针的其他带头制定者。
都是没资格参与开发共同标准的人，我们唯一的资格就在于我们对这一领域背后之依据的关注和掌握。换言之，恰是我们坚持，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单单说你想要或觉得孩子应该了解这些东西是不够的，你得拿出依据来支持它，坦白说就是因为我们确信，唯一把橡皮带进标准拟写室的办法就是带着背后的依据，因为否则，拟写标准的方法就是你把所有的成年人都放到一个屋子里去商量孩子应该知道些什么，那么结束会议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包含进来。我们如今在使用的典型的州级标准就是这样制定出来的。
在他的演讲中，科尔曼先生大量使用了“依据”这个词，这让我想起了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一所实验学校里的校长、杰出的葛擂梗使用“事实”这个词的方式。葛擂梗要他的孩子和学生们只学习事实——数学和自然科学。他的学校禁止“奇迹”和“幻想”。“现在，我要的是，事实，”他宣称，“只教这些男孩和女孩事实。生活中只需要事实。别的什么都不培养，别的通通都拔除。”
好，对于一些确凿的事实，或基于依据提论点——21世纪版的事实——我没有什么好反对的，要好好评价文学作品或其他所有事情，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也同意科尔曼博士说的一点，这一技巧在大多数美国大学生的论文上没有体现，这是有问题的。但是他非要表现出这样的不屑和贬低吗？一定要由他决定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学习隐喻，同义词的概念是不是“深奥难懂”吗？我们难道一定要和他一样，相信没有人应该在乎他人的所思所感吗？
“在职场里，我们很少会听到有人说，”他说出的这句话令人难忘，“‘约翰逊，我周五要一份市场分析，但在这之前，给我一篇写你童年的记叙文，要读起来引人入胜的那种。’”
[106]类固醇，体育竞赛中被频频使用的兴奋剂。
[107]保罗·莱恩（Paul Ryan），共和党国会议员。
[108]劳伦·瑞斯尼克（Lauren Resnick），教育心理学家，匹兹堡大学心理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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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们都知道，博雅教育包含的内容比讲述童年故事要多，而且我不认为这是科尔曼想象的约翰逊或他的老板所面对的问题。要是约翰逊选择了一份他钟爱的工作，一个吸引他的、让他热情满满的行业——这会比把全世界的钱都给他更能保证他对工作的投入——可能他们双方都会好过一些。然而，不管约翰逊多长于赚钱，只因为国家给了他一份工作、一辆车、一栋房子，就让他时刻准备为国家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他会满意吗？或者在内心深处，他会不会认为，生活的物质方面比起诸如意义和成就感这些更抽象的概念来，可能是次要的？物理学家罗伯特·威尔逊（Robert Wilson）是费尔米国家加速实验室的创始理事，该实验室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的所在之处。当他来到国会，申请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拨款时，他们请他为自己的要求阐明理由，解释一下这对国防有什么贡献。“这跟保卫国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他说，“但它能让国家值得被保卫。”倘若约翰逊什么时候想研究这个国家的建国者对教育有什么要说的，他可能会觉得这句回答恰好适用。
在乔治·华盛顿卸下第一任美国总统之任并向国人致道别词时，他告诉他们，国家在这样一个好时代建立，他们应该觉得感恩，在这样的时代，他们能尽得启蒙运动余珍。大多数人得以从此前仅属于少数人的特权中受益的时代到来了。这特权包括了受教育的权利，他所指的教育既是科学教育也是博雅教育，华盛顿简要地解释道，因为“没有什么能比推广科学和文学更值得我们资助的了。知识是公共幸福的基础，这在每个国家都是最确定无疑的”。
我们的建国者多半都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于是美国第一所公立学校的赞助人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建议把学习这些“死语言”作为“法律、医学或神学”从业者的主要课程。我现在突然想到，约翰逊要是想更多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创立根基，可能会想要花更多的时间阅读洛克和西塞罗，而不是“信息型文本”，比如由环保局发布的“建议保温水平”，又如拜加州入侵性植物委员会所赐的“入侵性植物详细目录”。我这么说不是要轻视环境问题，它的确是众多当下问题里的重点问题，我是想指出，假如你想让自己的孩子关爱环境，你需要教育他们，需要教给他们知识，而不单单是信息。
《共同核心》宣称希望给青少年逐渐灌输一种“批判性思考方式”，但只靠教学生解读信息型文本是培养不出这样的思考方式的。尤其是今天，只要敲几下键盘，谷歌一下，所有人都能找到几乎世界上所有事的相关信息，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甄别这些信息的细微差别，而有耐心将信息置于相关背景，或对真相足够客观、足够负责、足够热忱，不在意发现的结果对他们的信仰或短期利益可能会有何种影响的人，则少之又少。假如我们的孩子们一直未能学会如何批判地思考，你不能怪学校给他们灌输了太多诗歌或历史。其实远不是如此。你可以怪我们的文化，是它使自由思想变得代价高昂又无关紧要。你可以怪那些负担过重又拿不到应得薪水的老师，可以怪投入教育的公共资金太少，学科太少，对学问和老师的敬重太少；你还可以怪我们的文化太注重金钱、成功、娱乐，太注重将生活过得更轻松而不是更有意义。
托马斯·杰斐逊在一封给孙儿弗朗西斯·威尔斯·埃普的信中，建议他同时以希腊语和拉丁语“定期学习历史和诗歌课程”。这并不意味着杰斐逊不关心科学或公共生活的物质方面。远非如此。事实上，在1807年一封给乔·巴罗[109]的信中，他写道：“人们渐渐对运河和道路比对教育有了更多的热情。不过我希望我们能以同样快的步伐超越他们。”他知道，要是长期没有全面的教育，就可能不会再有创新和进步，也可能不会再有运河和道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