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巴比特(第9/15页)

来自阿拉巴马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杰斐逊·博勒加德·塞申斯三世(Jefferson Beauregard Sessions III)给全国人文学科捐赠基金会的临时代理主席卡罗·沃森(Carol Watson)去了一封信,问她为何要将资金耗费在毫无价值的项目上,他列举的例证如下:“人生的意义是什么?”(24953美元)

“我们为何对过去感兴趣?”(24803美元)

“什么是好的生活以及我如何过上这样的生活?”(25000美元)

“坏人为什么坏?”(23390美元)

“什么是信仰?”(24562美元)

“什么是怪物?”(24999美元)

“人类为何写作?”(24774美元)

与此同时,佛罗里达州州长,共和党的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不想将资金浪费在博雅教育上,“我要把钞票花在给人们提供科学、技术、工程学、数学这些学科的学位上……这样,等他们出了学校,他们就能找到工作”。这怎么也成了奥巴马政府念叨的东西?他们本来不就很少屈尊去提自己的博雅教育建设吗?这样一种功利主义态度怎么会取代了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教育理念体现的创造性的美国实用主义?公立学校,尤其是贫困社区里的,已经面临重重压力,打算舍弃音乐、美术、文学和所有跟人文学科沾边儿的科目。但政府那尚且值得称赞的目标一直是提高这些学校的水平,为所有人提供均等的机会。要是这些科目根本就没有跟科学和数学一起教,这个目标怎么可能实现?我愤愤不平地注意到,总统在上一次的国情咨文中有意把人文学科省掉了,而数学、科学和工程学至少还有幸被提及了。

此外还有比尔·盖茨,这位慈善家的钱一直是重塑教育体制的一大要素。盖茨在一次对全美州长协会的演讲中,着重强调了用基于数据的衡量指标提高教育水平和降低中小学生教育开支的重要性,他提醒人们:“奖学金的金额跟那些真正给国家创造就业、创造收益的领域并没有对接得很好……好,过去我们可以这么说,没问题,对于这一部分,我们总体上就是要大方些。”他说,但是现在,我们应该问一句,“帮助提高就业和推动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是哪一些门类?”他对这一设问的回答也许不言而喻,但是,听到他说出这番丧失灵魂的评论我们真该觉得惊奇吗?盖茨曾发表观点:捐钱给博物馆建新的侧厅而不把钱花在预防诸如失明这样的疾病上,在道德层面上就相当于说“我们要把百分之一的这个博物馆的参观者变成盲人”。

当然了,并非所有科技型企业家的想法都跟比尔·盖茨一样。对我来说,深入了解围绕着《共同核心》的争议后,这算是一个聊可宽慰的方面:我发现有许多科技领域的人对这种观点并不苟同,而且他们认为,人文学科对他们的自我认知和职业生活都非常关键。“单有科技是不够的,这已经写在了苹果的DNA里,”史蒂夫·乔布斯说,“是技术加上博雅教育,加上人文学科,才产出了使我们心灵欢歌的果实,而后电脑时代的设备比所有事物都更真切地体现了这一点。”2005年,乔布斯面对斯坦福大学毕业班的学生发表了一个后来流传很广的著名演讲,他敦促学生们去追寻自己的热情所在。他讲述了自己因为父母难以负担高昂的学费而从当时正在上的学校辍学的经历。从此,他便跟着“好奇和直觉”走,尽管他一贫如洗,只能在朋友房间里打地铺,每周日晚上步行七英里穿过整个镇子去“克利须那神庙吃一周一次的大餐”。他做的所有事都不是有意去追求金钱或成功。他并没有在往“为升学就业做准备”这条路上走。辍学之后,他反而偷偷去蹭了一些他感兴趣但似乎毫无用处的课,比如艺术字体课。他觉得艺术字体非常迷人——“美丽、带有历史感,富有某种科学无法捕捉到的艺术灵动”。后来他设计Mac的时候,这个兴趣又变得重要起来——Mac是第一台拥有一系列优雅字体的电脑。他告诉斯坦福的学生们:“你们得找到自己钟爱的东西。”他引用了《全球概览》最后一期中的话来作为演讲结语:“保持饥渴,保持一无所知。”

比尔·盖茨冒险一搏,史蒂夫·乔布斯亦是。他们都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可以赚到那么多的钱,拥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世人于其中学到的经验应该不是简单的“辍学离校”或“多上几节电脑科学课”,而是富有创新精神,跟从自己的热情所在——如苹果所说的,“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这种精神恰是《共同核心》非常缺乏的。

“人们知道如今美国高中里最流行的两种写作形式是什么吗?”《共同核心》颁布后不久,有人在一个问答会上这样煞有介事地问一群教育者。“不是个人观点阐述就是个人事件记叙。唯一的问题就是——恕我说得这么直白——这两种写作形式的唯一的问题就是,当有一天你在这世上长大成人了,你会意识到,所有人其实对你的所感所想都不屑一顾。他们关心的反倒是,你能不能基于依据提出一个观点?在你说的、想的或感受到的东西后面,有没有你能展示给我看的可证实的东西?”

这一说法我们是从《共同核心》的主要策划人大卫·科尔曼那里听到的。这种傲慢气焰部分是来自他的自视甚高的心态,科尔曼常炫耀自己的罗德奖学金,以及耶鲁、哈佛和剑桥的哲学和英语文学学历证,这些科目的教学或许存在着一些缺陷,他坚定地认为,文学对塑造将来的企业员工不够有用。这可能就是学生们如今不用读莎士比亚的一整部戏剧,而只限于读一两篇演讲的一个原因,他们真让特德·巴比特嫉妒。

《共同核心》的荒谬之处在于(因为已远远不只是讽刺了),它的主要构筑者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教育者。2011年在学习协会介绍大卫·科尔曼的时候,劳伦·瑞斯尼克[108]说:“好吧,我们今晚有幸听其发言的是这样一个人。他已经实实在在地参与到了设定全国标准的每一步,但是他在这行连一张资格证都没有。他从未在小学任教过——我觉得。你懂的,其实我不是很清楚。他也从未编过一本学术刊物,但是我相信他写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