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鲍德温（第10/12页）
[144]詹姆斯（James）昵称吉米（Jimmy）。
[145]《麦田里的守望者》引用原文部分及人物译名参照施咸荣译本，为保证行文流畅，有改动。
[146]指的是复活后的耶稣给两位路上遇到的门徒分饼的典故。
[147]原性别主义（cissexism），指歧视后天选择性别人群的人。
[148]本·金斯利爵士（Sir Ben Kingsley），英国著名男演员，代表作有《甘地》《性感野兽》等。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了爵士头衔。
[149]安娜·阿赫玛托娃（Anna Akhmatova），有“俄罗斯诗歌的月亮”之称的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女诗人。
[150]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亦为俄罗斯“白银时代”最卓著的诗人之一。
[151]指根据收入和人种划分学生的做法。
[152]劳伦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18世纪英国小说家，代表作为《项狄传》。
[153]即伊塔洛·斯韦沃（Italo Svevo），意大利犹太商人兼小说家，代表作为《泽诺的意识》。
致谢
当我开始想怎么给这本书写致谢的时候，第一个跃入我脑海的词就是“耐心”，因为这一点，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丈夫、好伙伴和第一位评论者，比冉·纳德瑞。我也同时感谢他的爱、他的支持与他的幽默感。我们的孩子妮佳和达拉始终是我灵感的源泉；还有他们的伴侣贾森·奎德尼斯和凯莉·科尔曼，在我们探讨和争论做美国的年轻人是什么样子，以及想象与文化在他们生活中的角色这些话题的时候，他们为我提供了一些新见解。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那些最痛苦以及最快乐的时刻，都是布赖斯·纳菲西·纳德瑞一次次安静而温和地陪伴在我身边。
我的弟弟穆罕穆德·纳菲西，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也为我的作品忧心。我感谢他的洞见和无尽的好奇心，感谢他向我推荐了他心爱的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Habits of the Heart：Inp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我的感激还要送给我的侄女萨娜姆和侄子西纳，还有我亲爱的朋友沙冉（沙沙）·塔百利。
我一直为我的发小法拉·易卜拉希米的故事着迷，甚至试过将它写进我前两本书里，不过最后未能如愿。法拉曾为此取笑我。当我们接连几个小时谈论着我们对文学的痴迷和我们在人生中面临的挑战时，我们都不曾想到，她最终出现在了这一本书里，而且是和我们最爱的美国主人公哈克·费恩一起。
我要感谢法拉的家人，他们都是很好的故事讲述者，尽管风格各异，首先是她极好的孩子们，内达·瑟姆纳尼和内马·瑟姆纳尼。（正是内达的邮件和我们之间长久的电话交谈让我知道她母亲对哈克也是如此着迷，这使我确信要把法拉也写进这本书里来。）法拉的哥哥哈米德慷慨地花时间给我讲述他的故事，这些故事有时甚至比我们都喜爱的虚构作品更离奇。我的朋友马赫纳兹·艾法卡米——法拉的姐姐以及她最信任的朋友——在我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一直都给予我热情的支持。除了不时翻出痛苦的回忆来，她还慷慨地为我花了许多时间，还允许我引用她的《流亡的女人》。她带着洞察力仔细地阅读了哈克这一章，提供了一些我遗漏的细节和信息，对法拉和她的人生给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我对此十分感恩。马赫纳兹和我逐渐养成了在电话里一说就是几个小时的习惯，正如多年前我们曾经跟法拉谈论我们在文学上的热情、政治上的挫败和对伊朗与美国两个家的担忧与热爱时一样。我也要感谢法拉这个小圈子里的其他成员：她的小姑子罗珊娜·瑟姆纳尼和嫂子妮露法·兹艾叶·易卜拉希米，她的朋友、伙伴和同志贾勒赫·本鲁兹，她挚爱的第二任丈夫哈比卜·拉叶瓦迪，以及她的好朋友和姐夫吴拉姆·瑞扎·艾法卡米。
受我折磨、给我支持的朋友和家人也启发了我，给了我陪伴与评价：拉丹·博鲁曼德和阿卜迪·纳菲西，为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总有一天我们要去度一个没有任何工作的假）；马萨梅·法尔哈德（我们花了好多个小时讨论艺术与想象）和斯坦利·斯坦尼斯基（为我打开了南方艺术与摄影的世界）；罗亚·博鲁曼德；帕文，为了她的友谊、鼓励与无条件的爱；乔安妮·利德姆-阿克曼；我神奇的朋友和我们那本童书的合写者索菲·贝尼尼·佩托玛奇；以及罗林斯学院的瓦勒里·迈尔斯、杰夫·布朗和盖尔·辛克莱。我还想感谢迈尔克·费尔德曼，他对《想象共和国》投入颇多；卡尔·格什曼，他介绍我认识了贝亚德·鲁斯丁[154]；以及艾米·马修森，她是我灵感的一个源泉，正是她让我得以在布朗克斯学院上了那些问答课。
跟罗斯·斯蒂伦在都柏林的“特赦艺术”（Art for Amnesty）活动上的谈话使我开始对威廉·斯泰伦和詹姆斯·鲍德温的关系着了迷地感兴趣。我要感谢罗斯擦亮了那一星火花，并为探讨这两位非凡的作家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作品慷慨地贡献了大把时间和想法。虽然这本书最终没能给予这个主题充分的篇幅，但与罗斯的谈话和我对斯泰伦的阅读还是帮助我塑形了对鲍德温的想法，希望我之后可以回头写一写这件让我痴迷的事。
自我1997年搬到华盛顿之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院一直是我智识和学术上的家。我要感谢高级国际研究院的外交政策研究所和主任卡拉·弗里曼，感谢他们支持我的工作，为我写作、追寻自己的理想提供了空间；感谢高级国际研究院前院长杰西卡·艾因霍恩，以及现院长瓦利·纳斯尔，感谢后者的友谊，感谢他对这本书无条件的支持和在我写作过程中表现的耐心。感谢我的同事利达·奥斯丁的帮助，她使我的整个写作过程得以进行得更加顺利。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编辑和朋友乔伊·德·梅尼，她也是《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编辑。甚至当我都怀疑这本书的时候，她依然对这本书充满信心。她对我写作时间的拖延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耐心和理解：我起初拒绝交稿，接着又没完没了地做改动，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我如今写下这些字句之时。我感谢乔伊一丝不苟的编辑工作，她“想象的第三只眼睛”，以及她对“神圣的细节”的专注，这种专注是构成书的神秘成分；感谢她尽心尽力地做对了每一件事，事无巨细一路盯到为护封选字体为止——唯有理想和远见才能带来这样的专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