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夸想（第2/4页）

一天黎明，正当他准备庆祝跟应许之新娘露西娅·蒙代拉结婚的时候，伦佐从村里的牧师唐·阿邦迪奥那里了解到，本地的封建领主唐·罗德里戈反对这桩婚姻。伦佐和露西娅跟牧师大吵一架之后，在嘉布遣小兄弟会（Capuchin）的克里斯托福罗修士的帮助下从村里逃走了。露西娅在蒙扎的一个修道院寻求避难，而伦佐，则去了米兰。在那里，一天下午，这位年轻人卷入了一场起义，因此必须逃到贝加莫。此时，由于格特鲁德修女与别人串通一气，露西娅被当地一个叫作无名氏的封建领主所劫持。然而，米兰的红衣主教出面把她救了出来。日落时分，米兰爆发瘟疫，唐·罗德里戈、唐·阿邦迪奥和克利斯多福罗神甫皆因此而丧生。当晚，伦佐从贝加莫匆匆赶回，发现露西娅安然无恙，因此，他俩连夜完婚。故事就是这样，如我们所见，已浓缩为发生在一天的24小时之内；但乔伊斯把起初的计划（他曾私下对朋友斯图尔特·吉尔伯特透露）隐藏了起来，把许多事件令人费解地混在一起，这样一来，读者以为事件的发展短暂而且复杂，让人感到不自然。

其实事件的发展非常简单，而且呈直线进行，若要纯粹地理解这个故事，阅读时一定要排除各种伪知识所带来的混乱，在每个章节中，读者只要集中注意基本象征、相应的职业和跟动物界的指代关系就行了。

第一部分。从黎明到刚过下午，上午6点到下午2点。伦佐·特拉马利诺即将迎娶露西娅·蒙代拉为新娘，这时唐·阿邦迪奥告诉他，唐·罗德里戈垂涎露西娅，反对举行婚礼。伦佐向一个小题大做的律师求教，但意识到所有的努力其实都是枉费心机。于是，在克利斯多福罗神甫的帮助下，他和露西娅逃之夭夭。露西娅在蒙扎的一个修道院里避难，伦佐去了米兰。这部分的象征：牧师。职业：编织。动物：阉鸡，象征性无能和阉割。

第二部分。下午，2点到5点。在米兰的伦佐卷入了一场暴动，不得不逃到贝加莫。由于格特鲁德修女为虎作伥，露西娅被无名氏劫持走了。米兰的红衣主教出面将露西娅放出来，并把她交给学者唐·费兰特和他妻子唐娜·普拉塞德看护。象征：修女。职业：图书馆学。动物：骡子，象征（恶棍似的）顽固不化。

第三部分。日落时分和晚上，5点到午夜。米兰爆发瘟疫，唐·罗德里戈、唐·阿邦迪奥和克利斯托福罗神甫都死于瘟疫。伦佐从贝加莫回到米兰，发现露西娅安然无恙。最后，他们完成婚事，结为连理。象征：掘墓人。职业：医院管理人员。动物：不存在，因为邪恶势力被打败。取代动物的是一场有净化作用的雨，令人联想起最初关于水的主题，还有《为芬尼根守灵》中的洗衣妇（安娜·利维娅·普卢拉贝尔那一节）。

如果说作者把方方面面都以直线结构呈现，使得它在故事的主体中一望而知，那么我是在误导读者。实际上，这个故事本身非常简单，无足轻重，在小说的过程中，它被蒙上一层面罩，不易察觉，因此给读者的印象是它的时间跨度比实际要大；不过，我无法用语言恰如其分地表达我是多么欣赏这种聪明的小说结构，因为它在时空上创造了大量的不确定性和含糊不清，使我们相信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伦巴德平原，而实际上，如果我一点儿都没有歪曲作者的意图的话，一切都发生在都柏林。

在连续不断的亲切友好的对话中——它往往会变成诗，从多恩到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的诗人，到斯宾塞——对话在传统和个人才华之间展开，我认为，一个有选择性的、极为丰富的想象力，其首要条件就是创造出一部好的著作。写出有价值并经久不衰的作品是对于诗的最高赞赏，而且假如我用“获益”这个词，那是因为我无法找到更好的语言来表达人类从一首好诗中所能获得的好处。当想象力自知已达到能够创作的重要感情状态的时候，我们就能写出诗作。早在我以前的文章中，可能早已对这个问题表示过有些不同而且更肤浅的观点，但我已经小心谨慎地重新看过一番，发现我不能不说得更明确。我在此已暂时偏题了，这也许已经使我们偏离了乔伊斯小说的主题；不过，为了澄清让评论家们在多种场合下感到困惑的一个观点，我相信这是非常必要的（何者为理想的评论家，我无法绝对自信地做一个定义，但我相信，一个评论家如果没有能力对一个指定的诗文做出有说服力的批评论述，那就算不上理想的评论家）。现在，言归正传，回到乔伊斯先生的书，我还相信，简单和独立的意象仍然是文字跟读者沟通的最好方式，而不需要引导读者去看添加在文本中的那些复杂、晦涩难懂的解答——最后，让可以置诗歌于死地的智识主义哲学（intellectualism）把阅读搞得一团糟。

在看一个故事的时候，齐心协力去抓住所谓的情节，问问自己，究竟发生了什么，结局会是怎么样的——最后，还要问问自己，如学者读解一个谜那样，是谁干的——这要占去阅读小说乐趣的四分之三，也把这门艺术存在之理由全部剥夺了。因此，我们要考虑我们作为评论者所取得的目的，我们是否成功地说服读者返璞归真，重新恢复原始读者所具备的那种自然的反应能力——我用这个词主要是指现代工业正在迅速摧毁“天然的好读者”——在阅读时，他们能够立刻抓住所有的典故（allusions），无论是关于结构人类学的最新发现，还是荣格的原始意象，而无须添加过于要求知识才能理解的解释，照凯雷尼^{[10]来看，无须吹灰之力就能够理解一个人物和某个神秘的印第安流浪汉之间的联系。就好比坐在家里翻看一本年代久远的家庭相册一样，根据《光辉之书》（The Zohar）[11]，这样的读者喜欢语意结构和宇宙结构之间的每一个联系，因为他能及时感知。他不会受伪科学所带来的自满情绪的奴役，感到不知所措，希望不惜代价地看一个遭反对的婚姻故事，相反，他会明明白白地接受以游戏的方式分布在作品的连接脉络的各个层面上自由运用的弗洛伊德的潜在意义，而无须精心培养起来的、拜占庭式的顾虑。}

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想提醒读者，谨防任何人以暧昧不清的哲理为由，用几百页的篇幅来诠释小说，而事实上，这只不过是关于一对青年男女急于庆祝婚礼，却横遭一恶棍在他们的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故事而已。凡是明白人不可能看不出来，这种阐释学的一环套一环，是某些人试图把作品中所有的辩证关系简化为以性作为出发点，把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看作是色情的两极（粗俗的和庸俗烦人的！），从而使小说莫名其妙地复杂难懂。然而，一旦作品具备了只有伟大的艺术家才能提供的明晰和简洁，一个毫无准备的读者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注意到意指纺织行业和婚后男方入赘女方的居住方式的一系列象征，以及不断出现的、作为持续的低潮（basso ostinato）的爱琴海，表达的是《母权论》（the Mutterrecht）的现实。（即便最无辜的读者也看得出，在故事的结尾部分分量很重的“母亲”形象显然是受了巴霍芬(Bachof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