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晚上（第7/15页）

我相信，也大概就是在这时，我才决定毫无必要再忍受下去。我今天虽无法准确回忆我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我曾非常坚定地请肯顿小姐离开，而后这段插曲才告终结。

我想，我在此应该对这段小插曲所涉及的那本书的情况再说上几句。实事求是地讲，那本书的确可被描述为一部“多愁善感的罗曼史”它是那类不仅存放于图书馆、而且摆放在几间宾客卧室里的书，供女宾娱乐消遣。至于为何我要选择这类著作来仔细阅读，其原因也很简单；这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方式以保持并提高个人驾驭英语的能力。我的观点是不知你是否认可就我们这一代人而论，在令标准的语音和熟练的驾驭语言成为职业必备条件方面存在着太多的压力；也就是说，有时这些基本要素曾被极为过分地强调，而更为重要的职业素质却被抛之一旁。尽管这样，我从未主张过标准语音和熟练驾驭语言不是引人注目的品质，而且我一向认为，将这两方面尽我所能提高至最好的程度应是我的天职。实现此目标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方法就是：在你可能享有的零星空闲时间里，读上几页上乘之作。若干年来，这曾是我自己的策略，而且我常常倾向于选择肯顿小姐在那天晚上发现我所读的那类书。那也简单地是因为它们都必然以规范之英文写成，其中不乏对我极有实践价值的优美对白。而一部更有分量的书比如说学术论著虽说总体而论它势必更为上乘，可它却倾向于用一些专业术语来表达，而这类措词在与女士们和先生们的正常交往过程中，其使用频率很可能是非常有限的。

我极少有时间和欲望从头至尾去阅读任何浪漫的书籍，据我所知，这类书的情节都是荒谬可笑的也的确是多愁善感的倘若不是因为前面所提及的那些益处，我将不会在那些书上浪费时光的。不管怎样说，既然已谈到此事，我今天也不在乎坦然地承认而且我看对此也没有什么感到羞愧的我有时也确实从那类故事中获得某种意想不到的快乐。我自己当时也许并未承认这一点，可如我所说，就此又有什么值得羞愧的呢？为什么人们不能以轻松愉快的方式去享受那些常常以最优雅之措词描绘那些掉入爱河、相互倾诉情感的女士们和绅士们的故事呢？

可是在我讲述这一点时，我并非要暗示那晚就有关那本书的事情我所采取的态度某种程度上是没有道理的。可你必须理解，这儿有一个有待探讨的重要原则问题。实际情况是，当肯顿小姐闯进我的房间那会儿，正值我“没事做”。毋庸置疑，正如“海斯协会”曾指出的那样，任何对自己的职业引以为荣的男管家、任何矢志追求“保持以其职位相称的尊严”的男管家，他们都绝对不会在他人面前表现出已“没事做了”。究竟是肯顿小姐，还是一位完全陌生的人在那个时候走进我的房间，这一点无关紧要。任何身份的男管家在他人面前都必须潜心于自己的职责，而且是完完全全地、彻彻底底地；哪怕一会儿功夫他都不能被人瞧见将其工作扔在一旁，紧接着又仿佛将其职责视为哑剧演员的服装那样再次披挂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随时注重其尊严的男管家才会感到无拘无束地卸下他的重任：即当他完全独处时。那么，你也就会认可，在肯顿小姐贸然闯进我房间时，当时我曾不无道理地相信我肯定是不会受人干扰的，可却让人看见并未在全心全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那就势必涉及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确实事关个人的尊严。

不管怎样，我并无意图要在此对发生在多年以前的这件小事的各个侧面进行分析。可有关这件事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提醒我注意到这一事实，即在肯顿小姐和我之间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无疑是经过许多个月的逐渐发展之后一种不适宜的程度。她能表现出像她那天晚上的那般举动事实上足以使人警惕，于是，在我看见她离开之后，而且是在我有时机稍稍回过神来之后，我记得我曾下决心着手以一个更为恰当的基础来重新建立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由于那件事对我们之间的关系随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产生的影响是那么深远，现在要讲清这件事又谈何容易。然而，也曾有其他更为根本的发展完全可以说明所发生的一切。比如说，有关肯顿小姐的休息日。

从肯顿小姐第一次来到达林顿府、直至在我配膳室里所发生的那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之前大约一个月左右，她的休息日曾以可以预知的方式来安排的。她每隔六个星期就要休息两天，去看望住在南安普敦的姑母；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自己那样，她是不会真正去休假的，除非我们度过了一段特别单调的时光，在这种情况下，她也许整天就在院子里散散步，要不就在起居室里读点什么。可不久之后，亦如我所说的那样，这种形式发生了变化。她突然开始充分利用其契约所规定的休息时间，经常从早晨很早起便从这府内消失了，除了她按要求在当晚返回的钟点，就再没留下其他任何信息了。当然啰，她从未占用过超出其权限范围之外的时间，那么，要是进一步询问有关她外出的情况，我认为就不适宜了。可现在想来，这种变化当时的确某种程度上曾使我心烦意乱，我记得曾将这一点告诉过詹姆斯钱伯斯先生的贴身男管家格雷厄姆先生他是位极好的同事，顺便说一下，我现在似乎与他失去了联系那是在他定期造访达林顿府的其中一次的晚上，当时我们坐在壁炉旁谈话。

说实话，我那时所说的一切其大意也不过是女管家“近来有点喜怒无常”，而且这种情况变得令人非常吃惊，因为当时格雷厄姆先生点了点头，向我探着身子，老于世故地说：

“我一直在考虑这种情况还会再延续多久。”我问格雷厄姆先生是什么意思，他只是继续说道：“你的肯顿小姐。我在想她现在是什么年纪了？三十三岁？三十四岁？已错过了她做母亲的最佳年龄，可为时还不太晚。”“肯顿小姐，”我对他很肯定地说，“是位尽心尽职的业内人士。

我碰巧知道她根本不想成家，这一点是确实的。”可格雷厄姆先生笑着摇了摇头，他说道：“千万别相信一位女管家对你说她不想成家。史蒂文斯先生，说实话，我敢说你我此刻坐在这儿就能数出我们周围至少有一打的人曾这么说过，可到头来还是结了婚，并且抛弃了职业。”我记得，那天晚上我曾相当自信地反驳过格雷厄姆先生的观点，但我必须承认，事后我却很难将肯顿小姐多次神秘外出是与其求婚者幽会的可能性从思想中排除掉。想到这点就让人恼火，因为不难预见，肯顿小姐的离去势必造成相当巨大的工作上的损失，对达林顿府而言肯定难于弥补。不仅如此，我还不得不认可一些其他的细微征兆倾向于证实格雷厄姆先生的见解。比如说，收发信函属于我分内职责，我无法不注意到，肯顿小姐已经开始定期地收到信件一周左右一封寄信者均为同一个人，而且那些信均盖着当地的邮戳。我在此或许应该指出的是，要不是她以前在府内的所有岁月里实际上一直只收到为数甚少的信件，对我来讲，也几乎完全不可能会去注意到这类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