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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要不要自杀以及什么阶段应该自杀,保罗、赛尔波和拉许欧克已经讨论过许多次。

三人的病情处于不同阶段,赛尔波的身体机能还算得上正常,保罗和拉许欧克已经在不同医院转诊过许多次。他们一致同意,目前的日子都还算过得去。但一想到下一步,三人都感到一阵心寒。

这就是现况。

一接到自己染病的通知,大家通常都觉得:完了,死定了!

假如度过了最初的发病危机,或是身体机能尚称正常,生活就能继续下去。这时大家可能会想:我还活得好好的,不错嘛。但只要被通知必须开始用药,那就真的玩完了——终于到了这么一天,医生们异口同声地表示,您的身体机能正在逐步下滑,必须再度面对这个残酷的选择:应该现在就自尽,还是要再拖一下,观望一下?

不知不觉间,大家会把做出关键决定的时间点一再往后延。一开始会想:等到接到诊断书,确定感染艾滋病以后再自尽。

然后,想法会一变再变:不,等到我被推进隔离病房,就自我了断,结束这一切!

针对“有尊严的生活”,其定义也是经常飘忽不确定。随着情况恶化,苦痛难当,面对肉体的折磨、外界的羞辱,大家对生活的要求也会变得越来越低。不只是个例,而是一大群人都有这种倾向,简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这样的生活真的还有尊严吗?

对许多男同性恋者来说,外表这种肤浅的东西可是至关重要。当他们变得骨瘦如柴,脸上长出卡波西氏肉瘤,看起来一脸病容,这时已经没什么好活的了。当疾病的迹象再也无从隐瞒,当耻辱已经清清楚楚长在脸上……

然而,不管怎么说,仍然有许多人还在坚持。他们开始将生命拆解成小小的片段。

如果我还能撑到夏天……

如果我能撑到下一个生日……

不,我先想办法撑过这星期,下星期再观察看看……

这种心理就像围城的情节一样,大家等待的,无非就是最后的解放,等待援军的到来。大家朝思暮想的,无非就是新解药的发明。

针对新解药的各种说法,也始终混沌不明。

《今日新闻》在1984年3月提出警告:未来一年内,一种全新的艾滋病毒会在瑞典造成大流行。《劳工报》则残忍地极尽嘲讽之能事,像吹奏小号一般,发出这样的标题:艾滋病,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对娘炮的天谴。解药?抱歉,没有解药。

然而,短短数周后,1984年4月24日,《快捷报》就刊出下列标题的报道——艾滋病大揭秘:两年内发现新疫苗。

怎么想都不可能在两年内就研发出疫苗,但是这种标题给人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已经发现HTLV-III型病毒。”

“既然会出现这种病毒,人体就应该会自然产生某种抗体。”

一家德国私人诊所派代表来到斯德哥尔摩,为HIV呈阳性反应患者举办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德国人用图表和投影片向大家解释,宣称他们可以通过改变病患的血液性质,减轻病情,甚至治愈患者。

所有患者都乐意相信这一招真的会奏效。总算有办法能够减轻、治愈这种恶疾,将病毒连根拔除了。

设想一下:一个面对无止境的苦难、无依无助的人,每一声保证能够带来救赎的呼喊,他都会留神倾听。

我们能怪他吗?

哪怕只是水面上的一小根稻草,都要拼命抓住!

就像这项“显影剂计划”一样。

只要把柯达相机公司生产的显影剂涂在身上,身体就会启动某种过敏反应,进一步激活人体部分免疫系统。

之后,大家聊到这件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瞧瞧那些娘炮,听到这种风声顿时变得歇斯底里,争相购买柯达的相片显影剂。

有位男士,他是由HIV阳性男性患者所组成的全国性社团“阳性集团”的会员。有那么一次,他就在会议中起身发言,抗议道:由于他在皮肤上涂显影剂,导致皮肤过敏、发炎,害他都不能再上健身房了!

阳性集团的集会地点位于沃尔马街地势最高处。每年,该集团都会在那里办几次派对,每场派对都一票难求。

派对本身倒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新鲜刺激的,不过嘛,能够参加这种派对,找找乐子,寻得理想的一夜情对象,还是挺惬意的。

假如你提起自己的疾病状态,恐怕就没人要你了。就是因为这样,这种社交场合才好玩,才有存在意义——能够卸下伪装,“袒裎相见”,是多么美好的事!

就像保罗常讲的,派对上什么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都是些烂醉如泥的同性恋艾滋病老头,大家坐在那里哀号:‘哎呀,这里怎么都没有年轻人!’”

一如往常,拉许欧克和赛尔波高声嘲笑着保罗。

他的病情已经恶化过几次,情况实在不乐观。不过他好像拥有无限精力,只要病况稍微好转,只要他又能够站起来,他就摇身变回那位大家熟悉的小娘娘腔,恣肆卖弄,取悦着所有人。

但这一次,他因为高烧不退,已经在南区医院连躺了六星期之久,没人相信他还能挺过这一遭。结果呢?他现在还不是好好地站在这儿,高声嘲笑其他染患艾滋病的男同性恋。

“啧,你说我这样还不够酷吗?”他边说边朝天翻了个白眼,又点燃一根香烟。

“看到没?就算这场病真的让我病到跪下来,我这大半辈子还不是这样挺过来了?而且我还是完全自愿的。想搞垮我?门都没有!呸!”

1983年,人类对这种疾病了解还不多。当时《无产阶级报》曾写道:“如果只有同性恋者会染上艾滋病这种致命恶疾,那么,我们乐观其成。”

在政治光谱另一端,基督教会所主办的《今日报》则写道:“除了那些因为生产、正常夫妻之间因输血而不慎感染到艾滋病的患者,基本上,所有染上HIV病毒的人,行为都是偏差的、有罪的。”

在这座城市里,绝大多数人继续过着自己的生活,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他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事正在发生:年轻男性一病不起,日渐消瘦、凋零,终至死去。

是的,这不亚于和平时期的一场战争……

当生命已经走到了最后阶段,他们通通不敌死神召唤,被押解在地上,任由伸长的绳子量测他们的死期。

就用一条绳子,决定哪些人死期将至。

就用一条绳子,量出哪些人可以继续苟活下去。

每个人的生命,就用这种方式决定。没有人能事先知道自己的命运。

他们被押解在地上,任由绳索伸长,再伸长……

那些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该怎么办?许多人的存款用罄,没能修完在学校里的课程,连原先住的公寓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