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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博士论文在有生之年永远写不完，又何必动笔呢？

生命中最后几年读了一堆书，最后还不是被病魔无情地一笔抹灭掉。唉，何必呢？

何必追求永远无法达到巅峰的职业生涯呢？

反正可能活不过冬天，何必省什么钱呢？

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啊！

体验人生，到处旅游，狂欢，无止境的派对，享受再享受——在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必须将一辈子该享受、该体验的一一完成，了无遗憾。

是的，在真正发病以前。在漫长的苦难、折磨真正开始以前。

这是大家唯一了解的事实：没有人能够逃得掉的。

不然就是借酒浇愁。只要病魔还没真正伸出魔爪，喝得烂醉，通通不过分。

可是，还有许多人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传染了，怎么办？

反正没有解药，没有慰藉，只有无止境的威胁和强制隔离措施，既然如此，何必还要继续尝试呢？

相信一个完全不值得信赖的社会，有必要吗？

相对地，也许有些人会有一种感觉：恶犬们正龇牙咧嘴，准备扑向他们。

扑向那些身为带原者、罪有应得、不被了解的男同性恋者。

参加游行的同性恋都有被害妄想症吗？也许有，也许没有。

也许每个人都有充分理由展现出被害妄想症，也许他们都有理由往最坏处想。

反正就假设自己已经是带原者了，这样最简单。

有好几年的时间，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认定同性恋者一定就是艾滋病患。既然不敢接受检测，想必已经染病了。

性平会推出一本关于安全性行为的小手册，标题为“神圣的性”。他们努力把同性恋情侣之间身体的接触与亲密行为，写成一件美好、令人血脉偾张的事。

保罗读着手册，差点没哭出来。

“该死，他们以为我是小女生还是什么的？‘彼此爱抚、磨蹭’，讲得好像很危险一样！”

到底要安全到什么程度，才算是“安全的性行为”？难道不应该区分一下等级？什么样的风险才值得一试？

针对这个议题，同性恋者分裂成不同阵营，意见产生冲突。到底怎么做才对？到底是要制定出一套极其详尽的安全准则，弄到最后根本没人在乎、没人遵守，还是应该将各种风险相对化？

《奥塔报》在1986年，对“安全性行为”做出下列定义：“拥抱，抚摸，亲吻肌肤及嘴唇，按摩，爱抚阴茎、阴道、阴蒂以及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都可以列入安全性行为。”

上面这段话中，“其他不牵涉体液交换的性行为”就是不折不扣的假命题。没有其他性行为选项了。

明明就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唾液会传染艾滋病，深吻、舌吻却被定位在“较不安全的性行为”。

在唾液与眼泪中都已经发现病毒，那我们要怎样才能确定，哭泣时不会将艾滋病传染给别人呢？

假如大家能做的只剩下拥抱，像贞洁的小处女一般亲吻爱人的嘴唇，那这场解放运动还有什么意义？

不，性一点都不神圣。性只会带来悔恨与痛苦。

不过，男同性恋者的敌人，还不只是保守派人士以及那些自以为是的万事通、指天画地要求有关当局采取更强硬措施、毋枉毋纵的假道学。

部分政府机关人员与其他社会人士逐渐体认到，也许必须暂时放下强制隔离或威胁性报复等手段，以其他方式接近同性恋团体。无论如何，必须实质上促成与同性恋者的对话，必须赢得他们的信任。

但说得容易，做起来难。

一直以来，社会大众从来就不在乎如何取得行为偏差者的信任。

因此，当政客初步与同性恋社团代表及性平会的活跃人物会面时，双方之间充满怀疑与不信任感。短短几个月前，性平会努力要让社会大众认识来自“新黑死病”的种种威胁，还遭到冷落与忽视。

就像典型的瑞典社团一样，性平会上至领导阶层，下至全国各地基层办公室，组织结构都相当完善，因而有畅通的渠道能够向同性恋者提供信息与新知。在当前形势下，保持这条管道的畅通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摩擦和各种冲突还是不断产生。

琳达·摩菲尔是罗斯勒海关传染病医院的传染病医生，她如此指控性平会：“就我所知，有一些疑似感染艾滋病的患者，竟然还上性爱夜店。你们难道不该尽力将这种病源铲除掉吗？”

RSFL的史坦·派特生回答：“我们对艾滋病的了解与防范，远比政府机关和医院到位。早在去年年底，我们就将最新、最正确的信息传递给会员，而且完全是由会员们自动自发赞助，国家没有补助一毛钱。在防范艾滋病传染方面，卫生署什么都没做。我们愿意和他们分享知识，只是他们一直拒绝。”

双方就这样一直对立下去。

最初几年的问题在于，医疗界一直没有恪尽职守。同性恋者对医生的信任度本来就不高，疫情爆发后，冷漠、不悦、普通的厌恶或不屑都已经不足以形容彼此对对方的观感。在许多病例中，病患实际获得的待遇远比应有的待遇还糟——有时甚至完全没有获得诊疗。

医生只因病患是同性恋者就拒绝看诊，即使病患证明自己并非HTLV-III型病毒（后来的HIV病毒）的带原者，还是一样被拒绝。

当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列为“性病”时，性平会事先一再警告的现象发生了：许多同性恋者根本不敢向医院求助。只要证实被感染，后果就是接受强制登记、拘留与隔离等措施。他们将会落入对同性恋态度暧昧不明的人士手中，这些人也许打从一开始就仇视同性恋者。

一旦被医生鉴定强制隔离，还不能够提出上诉。

一旦接受检验，发现呈阳性反应，面对的就是强制登记、隔离的威胁，反而不会得到任何医疗协助。如此一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同性恋者不想接受检测了。

有次大家在讨论这件事，赛尔波就愤怒不已地说：“假如诊断结果是阳性，等着我们的就是强制登记，被剥夺隐私，连基本的医疗都得不到。根本就是地狱嘛！”

赛尔波没有接受检测。

他曾经亲眼看到拉许欧克是如何被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蹂躏。他们毫不遮掩自己的轻蔑和仇视，还会故意误诊，或是刻意阻挠，让他得不到最需要而且唾手可得的治疗。那些人玩得可真是开心极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期，赛尔波怀疑自己直肠里长了疣状物，到南区医院就诊。医生只是冷冷地瞧着他，说：“嗯，你是同性恋吗？从现在起，不要再当同性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