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旅途（第11/16页）

这时，太阳已经晒到汽车前部，前排的乘客纷纷换到后排，司机抬起下巴，把头用力后仰，躲进车顶下的阴影处，那样子像准备仰面挨揍似的。

太阳落到一片大山之后，这片山比他们经过的巍峨许多。傍晚时分，在一个看起来像北非的村子前——破屋烂房裂痕处处，穷苦村民衣衫褴褛——巴士停了下来，往车下扔了一只铁丝笼子，里面装着一群渴得要命的家禽，一桶沙丁鱼油，一篮子柑橘。两个修女上了车，她们热坏了，看上去有气无力，都快病倒了。凯特下车到咖啡馆又买了些苏打水给杰弗里喝，等她回来后车子继续朝内陆行驶。

凯特提不起一点儿精神。显然很快，这次糟糕的旅行就到终点了。不是杰弗里想就此结束：他需要走动，去什么地方都行，需要旅行——他的心情她能体会，也能理解。然而，此时的他已经有点神志不清：他偶尔醒来一会儿，心情很好，说会儿话，咯咯笑几声，然后突然又睡了过去。他撑不了多久就得承认自己生病了，必须打消继续旅行的念头，不然肯定会被哪个司机拒载。晚上八点，渐趋浑圆的明月，将地面的一切照得明亮如白昼，巴士在一个村子广场上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小地方。一座喷泉正无精打采地把水喷入一个水池，水池的旁边有一只闪闪发光的白色破瓷杯。村子里长了几棵尘土满身的树，广场对面有栋房子，看样子可能是咖啡馆，安了一扇大窗，里面贴着什么遮光的东西，外面摆了两张桌子，有人坐在那里喝酒。还有一栋模样结实的老式房屋，上面打着旅馆的招牌。她从地图上找到这个村子的位置，在离海边五十英里左右的内陆。

她把似睡非睡的杰弗里留在车上，自己走进那家旅馆。经理走出餐厅接待她，刚才他在那里帮忙上菜。她换了好几种语言试图告诉他，她和丈夫一道出来旅行，但是现在丈夫生病了。将她救出困境的是法语。马蒂尼兹先生跟她一起到车上，把杰弗里搀扶下车。杰弗里像一堆刚从洗衣机里取出的湿衣服，浑身湿透，双手滑溜溜的，湿漉漉的头发黏着头皮。他们把他架上楼——没有电梯——将他横放在一间屋子的床铺上，这样的房间在欧洲随处可见，里面摆了一张给父母睡的大床和三张给孩子们睡的小床。

马蒂尼兹先生走出房间，不一会儿拿了瓶矿泉水进来：真是一个居家好男人，不用说就知道这个年轻人有脱水的危险。他扶起杰弗里，她在床边一口一口地喂他喝水。杰弗里喝得很急，表情很是恼火，觉得这水难以下咽。

马蒂尼兹先生离开的时候说，他会尽快找个医生过来的。“可是夫人，你得明白——你应该知道，对吗？[6]——这个村子很小，条件很差，村子里没有医生——没有医生，知道吗？[7]——医生住在离这儿二十英里的地方，可能度假去了，我不知道，但我会想办法的。”

他下楼到办公室去了。凯特坐在窗边一张硬邦邦的椅子上，房间里闷热又拥挤，从窗口望去，又看到了繁星点点的辽阔天宇和被月华染白的屋顶和树木。杰弗里口气坚定地说，他们必须马上动身上另一辆车，接着想起白天坐车时的一件趣事儿，哈哈大笑起来，可是还没等他把笑话讲明白，就又昏睡过去了。马蒂尼兹回到房间告诉她，医生的姑姑讲，医生要三天后才会回家：如果情况紧急，最好跟修女们联系。

“这是个小地方，懂吗？大伙儿都很穷。只有得了重病医生才会过来。小毛病都是修道院的修女给看的。”

他们各站床的一头，看着床上那位无法自理的可怜的年轻人，衣服紧贴身体，湿头发黏着头皮，露出脑袋的轮廓。

马蒂尼兹先生是西班牙人，杰弗里长到五十岁时，大概就是他这副模样。他身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上尖下宽：尖尖的秃头，窄窄的溜肩，缺乏锻炼的大肚腩。杰弗里虽然是美国人，父母都是德国移民，但身体里肯定有一两处基因，遗传自西班牙这个国家，因为马蒂尼兹先生像极了他的父亲。

可是，杰弗里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

凯特心想：换成她儿子，她一点都不会慌张，她会检查令孩子昏昏沉沉的原因：发烧，感冒，还是精神不振；是要看医生，还是卧床休息几天就行，不过问题就出在卧床休息这上面。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当她遇到太多烦心事儿的时候，她本人就会选用这种方法逃避世事。这种情况就像冬天之于土地：感觉好像所有的热量都退到里面，火焰深藏于岩石之下，太阳已经杳无踪影。一个人或蜷缩着身子，或摊开四肢，因个人性情不同而不同，藏身于肉体、毛发和眼睛背后，仿佛这些东西跟他没有关系，旁人无法触及，如同一只躺在冬日暖阳之下的小狗。

马蒂尼兹先生，几个孩子的父亲，似乎不像她那么着急。不过，从表面上看，杰弗里病得很重，眼睛已经看不见他们了。他直愣愣地看着他们，目光透过他们的身躯，直达他方。他浑身战栗，一阵阵地剧烈抽搐，好像自己都能意识到痉挛的强度。马蒂尼兹先生那对生机盎然的黑眼睛，充满支持和温暖，他用法语说：“没事的，明天他就会好起来，真的，夫人，肯定能……”——好像他是医生，而她是个忧心忡忡的妈妈。他接着说，她可以到他的餐厅吃饭，只是他的旅馆没有他们以前住的时尚高级，只能有什么吃什么。

旅馆餐厅和一户中产阶级家庭的餐厅差不多大小，很可能这里原先就是哪户中产阶级家庭的用餐地点。餐厅里摆放着粗重的暗色桌椅，桌上盖着厚重的白色桌布。晚饭是面包羹、一块烤肉和几个水果。给她送餐的女孩身兼数职，既打扫客房，又点菜端饭，还要给厨房打下手。这间旅馆招待过来访的政府官员，总部在几英里外的警察，以及前来听取修女忏悔和布施圣餐的牧师。

她轻手轻脚地爬到床上躺下睡觉。离开布莱克希思她家那座大花园后，这是第一个安静的地方。西班牙海边、伊斯坦布尔，以及伦敦的国际食品组织——无一不喧嚣吵闹，人们跑上跑下，脚步声噼里啪啦，叫喊声、说话声嘤嘤嗡嗡。而在这个地方，临近半夜醒来时，竟然听见马匹或驴子“嘚嘚”地从窗前经过。杰弗里此时也醒了，好像这段时间没有犯糊涂似的，坐起身来像平常人一样问，有什么可吃的——到哪儿去拿？

她把情况说了一下。此刻村里万籁俱静，旅店里也悄无声息，他俩都很高兴一切恢复正常。他说：“这么说，我一定是生病了？”她说是，然后穿着睡袍到楼下，像在自家一样，看看能否在餐厅找到一点儿吃的东西，因为她知道这个时间，女佣和马蒂尼兹先生——他的妻儿到巴塞罗那走亲戚去了——都上床睡觉了。她在那张巨大的备餐柜上找到一条面包和一些黄油，上面盖了防蝇罩。她拿了几片面包、一点黄油和几个水果回到房间。这个时候，杰弗里已经冲完澡，梳好头发，穿戴整齐，提议到外面找间咖啡屋或餐馆坐坐。他似乎精力充沛——但这一点令人怀疑，因为他爱发脾气，烦躁异常，这是个不好的预兆。她又把情况说了一遍，解释说村里人现在肯定都在睡觉，旅游点又离得很远，不过到早上他们就可以离开了。他把食物狼吞虎咽吃下肚，好像在生它们的气一样，接着提议外出散步赏月，就在这时，他又犯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