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第2/6页)
“他总是给我买鳗鱼,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吃鳗鱼。他自己并不喜欢。炖鳗鱼配上蔬菜酱汁还有土豆泥,多好吃啊!他还给我买了搭配炖鳗鱼的波尔多白葡萄酒,他自己喝烈黑啤。哦,他很宠我呢,我老公真是疼老婆。我们以前每个周末都出去,我们俩,他还总是给我钱去小赌一下。”
简娜说:“可你那时候不工作吗?”
安妮很讨厌这些实际问题,逼得她回到现实,她怀疑简娜不相信她的话。“工作啊,可我从来都没有什么钱,对吧?过去我把钱都花在衣服上了。我以前很好看呢,真的。哪有钱去小赌啊?我赢过一次,赢了五镑。很大一笔钱呢!他对我说,你不打算还我赌本吗?不还,我说。我在牛津大街给自己买了件紧身外衣,老早就看中了的。衣服的布料是黑色的,有个很大的毛领。我看起来美极了,他这么说的。哦,他对我很好,真的很好。”安妮坐着大声呼吸,但她脸上表现出还有别的话要说,她记起了—什么呢?有时候安妮会以另一种口吻来讲述,那种口吻会击碎日常生活的硬壳,给人以破门而入的冲击力:“我结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已经习惯了西区的生活,对吧?那一带我熟门熟路的,而他从来都不想出去。”
在简娜起身离开之前几分钟,安妮就知道她要走了。简娜说:“我得回家了,安妮。”她站起身,在安妮手边放下一些专门为她买的香烟。她微笑着,在门口停住脚步说:“有可能的话,我明天还会来。”安妮明白她感到很愧疚。她整整三个星期都没来过这里。
现在安妮感觉好多了。白天已经过去,夜晚降临了。她又挨过了一天,这些冗长无味的可怕日子。她给自己做了晚饭,面包夹火腿,涂上厚厚一层美味可口的咸黄油,还加入了番茄。她又喝了些简娜带来的苏格兰威士忌。
九点半,好邻居过来的时候,安妮正在看电视,她不想被打断。电视里放的是费雯丽的电影,那个时代人们还知道怎么拍好电影。隔三个门的好邻居露西,过来确保暖水瓶都灌满了,窗户都关好了,确保安妮精神状态良好。她坐了一会儿,看看电影,结果影片结束了,这下安妮兴致勃勃地朝她转过身子,希望她留下来。可露西得回到丈夫和三个孩子身边。她愉快地道了晚安就走了。现在是十点钟。安妮看了些电视节目,听了一阵子广播。她不到午夜是不会上床的,早一分钟也不愿意。即便上了床以后,穿着背心底裤躺在床上,她也要醒着好一会儿睡不着。一辆汽车的车灯纷乱地映到天花板上,她想,真是好笑,灯光竟然一路朝上到了这里—因为在她脑海里,她又回到了原来的住处,她自己的家,对面那幢房子的顶楼,在那里,从窗户看出去尽是天空。
“不,我肯定是在这儿,不是在那儿。”她嘟哝着,渐渐坠入漆黑的梦乡。
在我看来,安妮的下坡路走得很快,用老年医学专家的话来说,叫“衰退”。外在的证据是:护士们每天过来叫她吃药,这可是新情况,大约从上个月开始的。不过她身上表现出焦躁和怒气,整个人非常苦恼。她的幻想都是绝望之人所特有的。她有个妹妹,和她一样年老体衰,因为得了关节炎一瘸一拐,离不开椅子,害得她的三个孩子要轮流上门去照顾她。几年前这个妹妹收留了安妮,那时候七十岁的安妮刚被迫从牛津大街那个女招待岗位上退休,心不甘情不愿,几乎整个人都崩溃了。她丈夫过世得早,她的生活重心和兴趣都在工作上了。没有了工作,就什么都没了。安妮开始酗酒,变成名声狼藉、招人讨厌的老太婆,成天在街上四处嗅着等酒吧开门。她妹妹叫她别再来了。再过千儿八百年她妹妹也不会同意让安妮和她住到一块儿;外甥和外甥女们就算做梦也不想挑起两副重担,现在已经有一副重担在肩头压着了。安妮必然了解这一切,她心里有数的,或者说以前是了解的。现在她已经故作不清楚,因为“他们”已经开始谈起养老院,甚至连简娜都不例外。“他们”说她要是在那儿的话,会有更多的人做伴,而不会成天一个人孤零零的。“他们”说会把她送到一家养老院住一个星期看她喜不喜欢,如果不喜欢她可以再回到自己的公寓。他们就像一群苍蝇似的,嗡嗡地飞进飞出,带来的全都是坏消息,而她躲不开他们。但在七姐妹路[40]上,有她妹妹在,她会去和她住一起,然后……地址是什么来着?我会叫简娜写信。
我已经给这个妹妹写了差不多有二十封信了,各种类型都有。如,很有礼貌地谈到近况:“你姐姐安妮现在很好,向你全家人问好。”安妮口述记下的信,求她伸出援手的:“你好吗,丽儿?我坐在这里,想着我们一起度过的所有美好时光。我好像还没有收到你的信。你收到我的圣诞卡了吗?”我寄了圣诞卡、复活节卡、我出公差在国外买的明信片,有阿姆斯特丹运河风光、蓝色多瑙河、巴黎咖啡馆等等,这些可怜巴巴的请求都没有得到回应。
“有啊,”我说,“我两周前写了信的,你不记得了吗?”
“两周,不,不是两周,”她愠怒地说,“怎么可能是两周呢?”
我不吭声,因为她实际上是在抗议时间本身,时间这个骗子,已经从她脚下飞快地带走了她的生命。
“那好吧,你只要找出我的信纸,我来告诉你怎么写。”
亲爱的丽儿,你好吗?我已经不比从前了……
她费力地签了名,她写的“安妮”看起来像是出自刚尝试书写的小孩子之手。
我坐在那里,正如我过去陪伴莫迪、陪伴伊莉莎时那样,看着这个我熟识的老妇人,如果她能在家庭环境当中生活,或者哪怕只要是有另一个人做伴,就可以再活个十年或者二十年。而眼前的实际情况是,她无处宣泄的精力随着她孤独的怨念在体内翻腾,整个人日渐销铄萎缩:“高血压,他们说我得的是,”安妮喃喃自语,她的脸烧得通红,能感觉到血液怦怦的猛烈冲击,“高血压,对吧?”
我知道,安妮将死于怒火,和莫迪一样,和伊莉莎一样。怒火每天都由我们助长,由“他们”助长,这些人进进出出,面带虚伪的微笑;他们表面看来是好朋友,会留下两饭盒的菜肴,给她洗澡,打扫房间地板,为她煮一杯茶,但是现在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那副笑脸就收了起来,开始说起养老院。“养老院!我自己有家呀。”安妮咕哝着,唉声叹气起来。她指的是那两个漂亮的房间,结果在一堆亲切友好的笑脸簇拥下,房间被夺走了,她给搬到这里来了,虽然她早就说了上千遍她不想搬走,不需要浴室,不需要热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