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10/16页）

尼古拉当时才三十来岁，已能这么无动于衷。这样的冷漠和沉着是普通的小人物才有的，那是出纳员和庶务员的性格。我常在邮局的营业员、戏院和火车的售票员身上，发现这种不可动摇的坚定精神，这些人经常受到干扰，每分钟都有人打搅，他们才需要学会这套本领，对别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可是这位专制政权的司务长干吗也要学这一套，为什么他不能耽搁一分钟的时间呢？

两个姑娘在看守所待到了晚上。她们又害怕又委屈，含着眼泪要求警察所长放她们回家，因为家里不见她们回去，必定惊慌不安。那份申请从此没有下文。

父亲再也不能支持，他吃够了苦，死了，留下几个孩子和母亲一天天挣扎下去。生活越困难，儿子们也越勤奋；三个人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大学，得了学位。两个哥哥去了彼得堡；两个成了杰出的数学家，一个进了海军，一个当了工程师，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教课，节衣缩食，挣钱寄回家中。

我至今还清楚记得那位老母亲，她穿件黑罩衫，戴顶白包发帽，消瘦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从外表看，她比实际老得多；只有眼睛年轻一些，显得那么亲切，仁慈，温厚，这是一双流过太多泪水的眼睛。她爱自己的孩子，他们是她的财富，她的荣誉和她的青春……她经常向我们反复念他们的信，怀着神圣深厚的感情谈论他们，声音轻轻的，有时不太平静，由于克制着眼泪，有些发抖。

每逢他们全家在莫斯科团聚，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尽管吃的是家常便饭，老太太还是快活得不知如何是好，在桌边打转，忙这忙那，有时站住一会儿，端详一下自己的年轻人，神态那么自豪，那么幸福，然后抬头看我一眼，似乎在问：“他们多么好呀，难道不是吗？”这时我多么想扑在她的颈上，吻她的手啊！何况即使从外表看，他们也确实是非常美好的。

这时她是幸福的……为什么她不在这么一次吃饭的时候死去呢？

两年之内她失掉了三个最大的儿子116。一个是在胜利和赞美声中光荣牺牲的，甚至敌人也表示钦佩，然而那是为了与自己无关的事——这位年轻的将军是在达尔戈附近作战时被切尔克斯人杀死的。桂冠不能医治母亲的心……另外两个甚至不能好好死去，沉重的俄国生活压在他们身上，终于摧毁了他们。

可怜的母亲！可怜的俄罗斯啊！

瓦季姆死于1843年2月，他临终时我在场，这是我第一次目睹一位好友的去世，我看到了死亡的难以泯灭的恐怖，它那不可理喻的偶然性，那没有道德和正义可言的盲目性。

死前十年，瓦季姆与我的表姐117结了婚。我是婚礼中的男傧相。结婚和生活习惯的改变，使我们疏远了一些。他在家庭中是幸福的，但家庭以外的生活并不顺利，事业也毫无进展。我们被捕前不久，他去了哈尔科夫，那里有一所大学聘他任教。他的离开使他避免了坐牢的厄运，但他的名字没有逃过警察的耳朵。大学把他解聘了。学区副总监向他承认，他们收到了公文，根据这公文，政府知道他与不法分子有联系，因此不能聘他教课。

瓦季姆失业了。失业就是失去面包，这是他的维亚特卡。

我们被流放了。跟我们来往的人是危险的。贫困痛苦的年代临到了他头上；为了勉强糊口，他战斗了七年，与粗暴残忍的人打交道，受尽侮辱，而朋友远隔万水千山，不可能互相帮助。充沛的精力就这样消耗完了。

后来他的妻子告诉我：“有一次我们的钱都花光了，前一天我想弄十来个卢布，但怎么也弄不到；可以借钱的地方都借遍了。店铺再也不肯赊账，非付现钱不可。我们老是担心，明天孩子们吃什么？瓦季姆坐在窗口，一筹莫展，后来站起来，拿了帽子，说他想出去走走，我看他心事重重，有些害怕，但希望他出外散散心。他走后，我扑在床上痛哭，哭得很伤心，后来开始考虑怎么办；一切稍微值钱的东西（戒指、汤匙之类）早已抵押了；只有一条出路：去找我娘家，恳求他们那傲慢冷漠的援助。这时，瓦季姆在街上漫无目标地溜达，走到了彼得罗夫林荫道。路过希里亚耶夫118的铺子时，他头脑中忽然闪过一个思想：他的书有没有卖掉一本？五天前他去问过，但一无所得。他惴惴不安地跨进店堂，希里亚耶夫一见他便说：‘您来得正好，彼得堡的代理人有信来，您的书卖了三百卢布，您要用钱吗？’希里亚耶夫数了十五个金币给他。瓦季姆高兴得发疯似的，一见饭店便进去买食物，还买了水果和一瓶酒，神气活现坐了出租马车回家了。我那时正在剩下的清汤中掺水，预备给孩子吃，也留一些给他，骗他说我已吃过，谁知他忽然捧了一瓶酒，一包食物，像有的时候那样，高高兴兴回来了……”

说到这里她哭了，再也说不下去……

流放回来之后，我在彼得堡与他匆匆见过一面，发现他变得多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但正如没有放下佩剑的战士，感到自己已遍体鳞伤。他显得沉默寡言，疲惫不堪，眼睛无神地望着前面。1842年我在莫斯科见到他也是这样；他的境况有了若干改善，他的著作得到了好评，但这一切都太晚了，这是波列扎耶夫的肩章119，科尔列夫的被赦120——不是沙皇的恩赦，是俄罗斯生活发展的结果。

瓦季姆消瘦了，1842年秋季发现他患了肺病——这种骇人的疾病，我还得再看到一次。121

他死前一个月，我怀着恐怖发觉，他的思维能力衰退了，减弱了，仿佛蜡烛即将熄灭，屋子变得昏暗无光了。不久他的谈吐枯涩了，要费很大力气寻找词句，往往只能发出几个近似的语音，后来他几乎不再讲话，只关心自己的药，问一声是不是该吃药了。

2月一个夜间，三时左右，瓦季姆的妻子派人来叫我。病人已垂危，他要见我。我走到床前，拿起他的手，他的妻报了我的名字。他很疲倦，望了好久，认不出我，又闭上了眼睛。孩子们给带到他面前，他看看他们，似乎也不认识。他的喘息变得困难了，安静几分钟以后，他突然带着嘶叫发出了一声长叹；附近的教堂这时传来了钟声，瓦季姆静静听着，说道：“现在是晨祷的时候啦。”从此他再没讲一句话……妻子跪在死者的床边啼泣；一个忠厚善良的大学同学最近一直在帮忙照料他，这时赶紧搬开放药的桌子，卷起窗帷……我走出房间，院子里寒冷、清朗，初升的太阳照得雪地亮晶晶的，仿佛出现了什么喜事。我去选购棺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