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六章（第7/16页）

我正在考虑怎么开始，头脑中闪过了一个幸运的思想：如果我讲错了，教授们可能发现，但不会出声，至于别人，他们自己一窍不通，而同学们，只要我不在中途出丑就成了，因为他们喜欢我。于是我以阿维、维尔纳和密切利希80的名义，开始讲课了，最后用哲学推理结束这堂课；我始终面对学生，以学生作对象，而不是以教育大臣作对象。同学和教授纷纷跟我握手祝贺。乌瓦罗夫把我介绍给戈利岑公爵，但我只听到几个元音，不知道他讲了些什么。乌瓦罗夫说要给我一本书留念，可从未送来。

我第二次和第三次上台，与这已完全不同。1836年，我在维亚特卡的绅士淑女和秋法耶夫81面前，扮演“乌加尔”，宪兵上校的妻子扮演“马尔法”。82我们排练了一个月，然而当前奏曲结束，死一般的沉寂降临，幕布可怕地动了几动，开始升起的时候，我的心还是怦怦乱跳，手有些发抖。我与马尔法在侧幕后面等待开场，她那么可怜我，或者那么担心我把戏搞糟，因此给了我一大杯香槟酒，但喝了酒我还是毫无起色。

多亏国民教育部大臣和宪兵上校的关照，我在伦敦波兰人大会83上发言时，就不再神经紧张，由于爱面子而羞涩不安了。这是我第三次登台表演，退职的大臣乌瓦罗夫已由退职的部长赖德律-洛兰84所代替。

但是，大学时代的回忆讲得太多了吧？我怕这是因为我老了，才对它们如此喋喋不休；现在，我只想就1831年的霍乱再谈几点细节。

霍乱这字眼今天在欧洲已经并不陌生，在俄国甚至家喻户晓，以致有一位爱国诗人，把霍乱称为尼古拉一世的唯一忠实伙伴，可那时它还是首次在北方流行。骇人的传染病沿着伏尔加河向莫斯科进逼，弄得人心惶惶。夸大的谣言使大家充满恐怖，谈虎色变。疫病发展变幻莫测，有时停顿，有时跳跃前进，似乎已绕过莫斯科，可突然又传出了可怕的消息：“莫斯科发现了霍乱！”

早晨政治系一个学生感到恶心，第二天在校医院死了。我们赶去看他的尸体。他瘦了，像生了一场大病，眼窝塌陷，脸变了形；他旁边躺着夜间得病的门房。

学校宣布，它已奉命关闭。在我们系中，这命令是由工艺学教授杰尼索夫宣读的；他忧心忡忡，可能非常害怕。第二天傍晚他也死了。

我们从各系向校部的大院子汇集，这群在瘟疫面前奉命疏散的年轻人有些依依惜别。大家脸色苍白，心情异常紧张，许多人惦记着亲戚朋友。我们与官费生（按检疫措施，他们与我们隔开了）告别以后，便三三两两各自回家。在家中，大家遇到的是醋酸和漂白粉的臭味，吃的是规定的饮食；即使没有氯气和霍乱，单单这种饮食就足以使人病倒了。

奇怪的是，这个悲惨的时期却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庄严的印象。

莫斯科的面貌完全改变了，平时看不到的公共精神赋予了它新的生命。马车减少了，悲伤的人群聚集在十字街头，谈论着下毒的人。运载病人的车子在警察的护送下缓缓驶过；人们站在两旁，让装满尸体的黑色大车通过。疫情公报一天发布两次。城市封锁了，就像爆发了战争；一个可怜的教堂执事在偷偷过河时给哨兵开枪打死了。这一切使人们提心吊胆，对疫病的恐怖取代了对权力的恐怖，居民怨声载道，不祥的消息接连不断：某某人病了，某某人死了……

总主教下令全市举行祈祷。在同一天同一时间，神父们手执神幡，在各自的教区巡行。惊慌不安的居民汇集街头，在神父们经过时赶紧匍匐在地，含着眼泪祈求赦罪。本来跟上帝不拘形迹的教士，也变得严肃和虔诚了。他们中间一部分人走向克里姆林宫；那儿的广场上，总主教在无数高级教士的陪同下，正跪在地上祈祷：“我父呀，求你叫这杯离开吧。”85六年前，就在这个地点，他曾为十二月党人的惨遭杀害而感谢过上帝。

菲拉列特是一个反政府派主教，他为了什么反对政府，我始终不明白。除非是为了他个人。他聪明，有学问，精通俄语，成功地把教会斯拉夫语引进了俄语；但这一切都不可能给他任何理由，使他成为反对派。人民不喜欢他，称他为共济会员，因为他与亚·尼·戈利岑公爵关系密切，于圣经会86炙手可热的时期在彼得堡替它做过宣传。东正教事务管理局禁止读他的《教义问答》。他为人专横，属他管辖的教士都怕他。看来，他与尼古拉的彼此仇恨，正是由于互不服气。

菲拉列特善于狡猾而巧妙地贬低世俗权力，他的讲道流露出一种模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那种拉科代尔87和其他有远见的天主教徒所传播的信仰。菲拉列特从主教的崇高讲台上宣称，人从来不可能是别人的合法工具，人与人之间只能是相互服务的关系。这话是他在一个半数是奴隶的国家中讲的。

在麻雀山流放罪犯的临时羁押站上，他对囚犯们说：“世俗的法律审问你们，放逐你们，可是教会赶来找你们，希望再对你们讲一句话，再为你们祈祷，祝福你们路上平安。”然后，他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说：“你们受了惩罚，已勾销了过去的罪孽，面临着新的生活，可是在其他的人们中间（看来，这其他人除了官吏，都并不在场）还有着更大的罪犯。”他举了与基督一起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作例子88。

在为霍乱举行的祈祷中，菲拉列特的讲道超过了他以前所讲的一切；它的内容是说，上帝为了惩罚大卫，派天使找他，要他从战争、饥荒和瘟疫中选择一种，大卫选择了瘟疫。89皇上一到莫斯科就勃然大怒，派宫内大臣沃尔孔斯基公爵去把菲拉列特大骂了一顿，还威胁他，要把他送往格鲁吉亚当主教。大主教只得低头认错，向各教堂发了新的指示，说明第一次讲道文绝非影射笃信宗教的皇上，大卫——这是我们自己，罪孽深重的我们。理所当然，那些本来不理解它的意义的人，现在也恍然大悟了。

莫斯科总主教就这样起了反对派的作用。

祈祷正如漂白粉一样，并不能制止霍乱的传播；疫情仍在蔓延。

1849年霍乱最猖獗的时期，我一直留在巴黎。它来势凶猛，可怕极了。六月的炎热更助长了它的气焰，穷人像苍蝇一样死去，市民们纷纷逃离巴黎，其余的人闭门坐在家中。政府忙于全力应付革命者，不想采取切实的措施。捐款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贫苦的劳动者只得听天由命，医院没有足够的病床，警察所没有足够的棺木，在挤满各种人家的房子里，尸体停在室内往往两三天无法掩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