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第二十六章（第7/9页）

她到了英国。这位显贵的夫人从小安富尊荣，过惯了宫廷生活，为叱咤风云的野心驱使着，成了伦敦首屈一指的名流，在与世隔绝、高不可攀的英国贵族社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威尔士亲王，即后来的国王乔治四世43，曾拜倒在她的脚下，后来更……她在国外的那些岁月真是煊赫一时，但是在朝欢暮乐中终于蹉跎了美好年华。

随着老境的到来，她的生活也变得一片凄凉，有的只是命运的打击，寂寞的光阴，伤心的回忆。她的儿子在波罗金诺战役中阵亡，她的女儿病故，留给她一个外孙女奥尔洛娃伯爵夫人44。老太太每年8月从彼得堡前往莫扎伊斯克，为她儿子的坟茔扫墓。孤独和不幸不能摧毁她坚强的性格，只是使它变得忧郁和傲慢了。她像严寒中的古木，树干和树枝仍保持着挺拔的姿态，只是树叶凋落了，光赤的枝柯似乎又瘦又冷，但整个外表却显得更加庄严肃穆，气宇轩昂，树干蒙上了一层白霜，依然高傲而阴森地屹立着，任它风吹雨打也不弯折。

她的一生是漫长的，活动频繁，交游广阔，也不少坎坷不幸，而世态炎凉更带给她辛酸之感，这一切造成了她那种睥睨一切的目光。她有自己的哲学，它的出发点就是对某些人的彻底鄙视，可是活跃的天性又使她离不开这些人的奉承凑趣。

各种胖的和瘦的枢密官及将军们告退时，她常常向我颔首示意，对我说：“您还不了解这些人，可我已经看透了他们，我不像他们想的那么容易哄骗；我的兄弟得宠的时候，我还不满二十岁，女皇对我爱怜关怀，真是无微不至。说来您也不信，那些挂满勋章的老头儿，连行走也困难了，却争先恐后跑进前室，给我拿大衣，递暖鞋。女皇驾崩，第二天我的屋子就空了，人们躲避我就像躲避瘟疫，见了我就像见了疯子，可他们就是昨天那些奉承拍马的人。我走我自己的路，不需要任何人；我到了海外。回国后，上帝给了我不少灾难，可是我没看见谁对我表示过同情；只剩下两三个老朋友依然与我来往。嗯，新的皇朝开始了，奥尔洛夫据说有了势力，当然，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真有势力……不过至少大家这么想；他们知道，他是我的继承人，外孙女又爱我，于是又有人上门来了，又准备给我拿大衣和皮鞋了。唉！我了解这些人，可有时独自坐着实在心烦，眼睛又痛，看书不便，况且也不能老看书啊，我只得让他们来讲些废话，散散心，打发一些时光……”

这是从上世纪留下的一件精致古董，她的周围尽是些昏庸老朽的官僚，他们是从彼得堡宫廷生活的污泥浊水中长大的。她认为自己比他们优越，这也是事实。如果说她分享过叶卡捷琳娜的狂欢节日和乔治四世的佳肴美酒，那么她也分担了保罗时期阴谋者面临的风险。

她的错误不在于鄙视那些无足轻重的小人，而在于她把我们这一代人也当作了宫廷菜圃的产物。叶卡捷琳娜时期，宫廷和近卫军确实包括了俄国全部有教养的人士，这多多少少继续到了1812年。从那以后，俄国社会获得了惊人的发展；战争唤醒了人们，人们的觉悟引起了12月14日事件。社会内部发生了分化，宫廷方面留下的已不是俊彦之士；酷刑与暴政使一些人愤然离开，新的风气又使另一些人背离了它。亚历山大继承了叶卡捷琳娜的文明传统，到了尼古拉时期，贵族社会的高尚风气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一方面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极权暴政，另一方面是卑躬屈膝的奴才精神。这是拿破仑式歇斯底里粗暴作风和没有灵魂的官僚世界的混合物。新社会以莫斯科为中心迅速地发展着。

谈到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一本绝妙的书：达什科娃公爵夫人的《回忆录》45，这是二十年前在伦敦出版的。书后附有维尔莫特两姐妹46的《笔记》，她们于1805至1810年间是达什科娃的亲信女伴。姐妹俩是爱尔兰人，多才多艺，具有极高的观察能力。我希望她们的书信和回忆录也能介绍给我国读者。

把1812年前的莫斯科社会与1847年我出国时相比，我的心高兴得直跳。我们获得了惊人的进步。那时对现实不满的都是离职的，被贬黜的，被迫退休的人；现在却是一些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了。那时社交界的名流是反复无常的寡头政治家，如阿·格·奥尔洛夫伯爵47和奥斯特曼48等，正如维尔莫特小姐所说，那是“影子的世界”，由十五年前在彼得堡去世的那些国务活动家所组成，他们终生搽粉，挂绶带，在莫斯科出席午宴和酒会，颐指气使，妄自尊大，既无力量，也不懂得什么。1825年后，莫斯科的社会名流却是普希金，米·奥尔洛夫49，恰达耶夫，叶尔莫洛夫50。从前人们低声下气地聚集在奥尔洛夫伯爵府上，夫人们戴着“别人的钻戒”51，男舞伴们不敢擅自坐下，伯爵的农奴在我们面前表演化装跳舞。四十年后，我却看到这一类人聚集在莫斯科大学的讲堂里；那些戴别人的钻戒的夫人们的女儿，那些不敢坐下的先生们的儿子，在这儿全神贯注地聆听格拉诺夫斯基那深刻有力的讲演，对他的每一句话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那些激昂慷慨、大义凛然的话深深打动了他们。

这些人来自莫斯科的四面八方，他们挤在讲台前面，年轻的科学战士则在台上探讨严肃的问题，谈古论今，预言未来，而这一切正是热列布佐娃不可能想象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对我特别仁慈和器重，原因就在于我是她从未接触过的世界的第一个标本；我的谈吐，我的思想，都使她惊讶。她把我看作另一个俄罗斯的新生幼苗，而冬宫的窗结了冰，已把原来的俄罗斯遮蔽得阴暗无光了。我感谢她的美意！

我听到的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的轶事，可以写整整一部书；她不论与谁来往，与阿图瓦伯爵52和塞居尔53，还是与格伦维尔勋爵54和坎宁55，她都有自己的见解，独立的看法，而且与众不同。我只限于叙述一件小事，而且尽量用她本人的话。

她住在海军街。有一次一支军乐队在街上吹吹打打走过，奥莉加·亚历山德罗夫娜走到窗前看了看，对我说：

“我有一幢别墅，离加特契纳56不远，夏天我有时上那儿避暑。我吩咐在屋前开辟了一个大广场，那是按照英国的方式，地上铺了草皮。前年我到了那儿；真没想到，清早六点钟外面就鼓声大作，我躺在床上给吓得半死；鼓声越来越近，我按铃把我的卡尔梅克使女叫来，问她：‘我的妈，这是怎么回事，这么吵？’她说：‘这是米哈伊尔·帕夫洛维奇57在操练士兵呢。’‘在哪儿？’‘在我们院子里。’原来他看中了这块草坪，绿绿的，平平的。真是岂有此理，一位夫人住在这儿，又是老太太，还有病，他却在六点钟跑到这儿打鼓！我想，这种小事好办。‘叫管家来见我。’管家来了。我对他说：‘你马上坐车到彼得堡，雇几个白俄罗斯人，愈多愈好，叫他们明天上这儿挖池塘。’我想，他们总不至于到我窗前来训练海军吧。这些人简直毫无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