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卷 莫斯科、彼得堡和诺夫哥罗德（1840—1847） 尼·赫·凯切尔（1842—1847）（第7/10页）

这就完了。谁也没把这谈话当一回事，过一会儿便转入了别的话题。

第二天饭后，我们打算上科恩采沃，这是我们从小喜爱的地方。凯切尔、科尔什和格拉诺夫斯基想与我们一起去。大家动身了，一切都很好，唯独凯切尔闷闷不乐，扬起了眉毛；但最后大家都弄得不欢而散。

春天的晚上没有灼人的炎热，但暖洋洋的；树叶刚开始发青；我们坐在花园中说说笑笑。凯切尔沉默了半个来小时，蓦地站起身子，走到我面前，露出费麦法庭37检察官的脸色，哆嗦着嘴唇，对我说道：

“你真不赖：昨天那么巧妙地提醒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他借了你九百卢布，还没还你。”

我真的一点不明白，特别因为我总有一年没想到谢普金的这笔欠款了。

“手段高明，没有说的。老头儿现在没钱，带着一大家子人，正打算去克里米亚，你却当着五个人的面对他说：‘我没钱租别墅！’嘿，真不要脸！”

奥加辽夫替我辩护，凯切尔便攻击他；荒谬的指责没完没了。格拉诺夫斯基想劝解，但劝不住，与科尔什先走了。我很生气，觉得受了侮辱，也态度强硬，不肯让步。凯切尔皱紧眉头，看了看我，一言不发，独自步行走回莫斯科。我们剩下两人，只得在沮丧和气愤中坐车回家。

这次我打算重重教训一下凯切尔，即使不绝交，也得暂时与他断绝来往。他感到懊悔，痛哭流涕。格拉诺夫斯基从中调停，找纳塔利娅谈，显得很伤心。我和解了，但并不愉快，对格拉诺夫斯基说：“这至多三天。”

这是一次郊游，还有另一次。

两个月后，我们住在索科洛沃。凯切尔和谢拉菲玛晚上要回莫斯科。奥加辽夫骑了自己的切尔克斯马“短剑”送他们；他们之间没有争吵，也没有口角。

……过了两三个小时，奥加辽夫回来了；我们觉得一天这么和睦地过去，很高兴，便各自去睡了。

第二天格拉诺夫斯基来了，他昨天在莫斯科。他在花园中遇到我，显得心事重重，比平时忧愁，最后对我说，他很难过，想跟我谈谈。我们走过长长的林荫路，坐在长凳上；那儿的风景，凡是到过索科洛沃的人都是知道的。

“赫尔岑，”格拉诺夫斯基对我说，“如果你知道我多么烦闷，多么痛心……不论怎么说，我爱大家，你知道……我看到一切正在崩溃，心里有多难过。好像故意要捉弄我们，那些小错误，可恨的隔膜，不注意礼貌……”

“出了什么事，你讲吧，啊？”我问，真的有些惊慌。

“这样，凯切尔对奥加辽夫非常生气，说真的，也难怪他生气；我尽力斡旋，能做的都做了，可是我没有办法，特别是当事人什么也不愿做。”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样的，昨天奥加辽夫骑了马送凯切尔和谢拉菲玛。”

“我当时在场，奥加辽夫晚上回来，我还见过他，他什么也没讲。”

“在桥上‘短剑’耍性子，直立起来；奥加辽夫一边驯马，一边气火了，当着谢拉菲玛的面骂骂咧咧的，她听到了……凯切尔也听到了。就算他不是故意吧，可是凯切尔问：为什么他在你的或我的太太面前不会这么不知检点？这话怎么回答？……何况谢拉菲玛虽然那么单纯，还是很会多心的，处在她的地位这也不足为奇。”

我没作声。这太过分了。

“这怎么办呢？”

“很简单，”我回答，“对故意在妇女面前这么放肆的坏家伙，与他绝交就完了。与这种人交朋友是耻辱……”

“可他并未说，奥加辽夫是故意这么做的。”

“那还谈什么？格拉诺夫斯基，你也是奥加辽夫的朋友，他的温和有礼，你不是不知道，你却重复一个疯子的痴语，这个人是应该进精神病院的。你不觉得惭愧吗？”

格拉诺夫斯基不好意思了。

“我的天哟！”他说，“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我所爱的，只有在这些朋友这里，我才能获得休息和希望，摆脱令人窒息的沉闷环境，可是难道这些人也得在仇恨和愤怒中分手吗？”

他用一只手掩住了眼睛。

我握住他的另一只手，心里非常难受。

“格拉诺夫斯基，”我对他说，“科尔什讲得不错：我们彼此太接近了，挤在一起，彼此会把别人的脚踹痛……安静一些！我的朋友，安静一些！我们应该透透空气，让头脑清醒清醒。奥加辽夫秋天要去乡下，我也快出国了。我们不致在仇恨和愤怒中分开。我们的友谊中一切正确的东西会保存下去，离别会洗清它的污垢。”

格拉诺夫斯基哭了。没有再为这件事向凯切尔作过任何解释。

奥加辽夫在秋天真的走了，接着我们也走了。

1857年写于普特尼，月桂大厦。

1865年9月修订于布瓦西埃及旅途中。38

……莫斯科友人的消息一天天少了。1848年后的恐怖使他们胆战心惊，只得等待可靠的机会。但机会很少，护照几乎已经停发。凯切尔几年没给我写过一封信；不过，他是从来不爱写信的。

在我迁居伦敦后，首先给我带来消息的是皮库林大夫39，那是1855年……凯切尔万事如意，在欢迎塞瓦斯托波尔保卫者40的盛大酒宴上大出风头，与波戈金和科科列夫41拥抱，与黑海舰队的水兵拥抱，发议论，骂人，说教。奥加辽夫告别了格拉诺夫斯基的新坟，立即出国了，他讲得很少，讲的都是伤心的消息……

又过了一年半。这时期我写完了这一章，首先读给了哪一个不相干的人听呢？真的，书有书的命运42！

1857年秋，奇切林43到伦敦来。我们焦急地等待着他；他曾经是格拉诺夫斯基的得意门生之一，科尔什和凯切尔的朋友，因此也算是我们的自己人。我们听说过，这人不好相处，思想保守，自高自大，好发空论，但他还年轻……时间会磨光他的棱角。

“我再三考虑，要不要来拜访您。现在拜访您的俄国人这么多，真的，不来比来需要有更大的勇气……我呢，您知道，我完全尊重您，但远不是在一切问题上都同您一致的。”

奇切林的谈话是这么开始的。

他来找我不是没有目的，没有企图的，他怀中揣着石子；他的目光冷酷，他的声音带着挑战和傲慢的调子，显得可怕而讨厌。他一开口，我已觉察到这不是对立面，而是敌人，但我克制了内心的警告，与他谈了起来。

谈话马上转入了回忆，我向他打听消息。他讲了格拉诺夫斯基生前最后几个月的情形；他走时，我对他比开头满意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