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六章(第5/7页)
八点多钟,我们来到了滂努佛尔林荫道,那儿已聚集了不少人群,大家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不知做什么好,脸上露出了困惑的神色,但是从他们的特殊表情看,大多义愤填膺。这些人只要有真正的领导人,这一天是不致以闹剧结束的。
有一瞬间似乎已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位先生骑了马,从容不迫地经过林荫道。人们认出这是内阁的一位官员(拉克鲁瓦37),可想而知,他这么早骑马出门,不仅仅是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人们在呐喊声中把他拖下马背,撕破了他的燕尾服,然后放了他,也就是说,另一群人搭救了他,把他护送到了别处。人群越来越多,到十点钟,可能已达到两万五千人。不论我们问谁,向谁打听,谁都什么也不知道。凯尔索西38是老一辈烧炭党人,他通知我们,郊区群众已在“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声中开进凯旋门。
民主派的老前辈们再一次告诫人们:“最重要的是别携带武器,否则就会改变这次行动的性质。无所不能的人民应该以和平的方式向国民议会庄严地表达自己的意志,不给敌人丝毫诬蔑的口实。”
最后队伍排好了。我们这些外国人被编成荣誉支队,紧跟在领导者们后面。领导人中有身穿上校军装的艾·阿拉戈39,从前的部长巴斯蒂特40,以及1848年的其他著名人士。我们在林荫道上一边走,一边喊各种口号,唱《马赛曲》。谁没有听到过千万个声音在激昂慷慨的情绪中,在走向战斗前必然出现的沉思中,怎样齐声高唱《马赛曲》,他就不能理解这首革命的赞美歌惊天动地的力量。
这时游行队伍声势浩大,十分壮观。在我们沿着林荫道缓缓前进时,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妇女和儿童挤在窗口,或者走上了阳台,他们的父亲和丈夫,那些有产者,却躲在他们背后,露出了阴沉不安的脸向外张望,但看不到从四楼和顶楼上探出头来的另一些人——穷苦的女裁缝和女工人,她们正向我们挥手帕、点头和挥手。我们不时走过一些知名人士的住宅,这时各种口号声便会腾空而起。
这样我们到达了林荫道与和平大街连接的地方,文森步兵团的一个排封锁了街口,我们的纵队靠近时,他们突然像戏院的布景一样向左右散开,尚加尔涅41骑着一匹小马,带着一队龙骑兵来了。他没有提出任何警告,没有擂鼓,也没有发出其他正式信号,便冲进前面几排群众,把他们与队伍切断,并命令龙骑兵摆开阵势,迅速驱散人群。骑兵扬扬得意,在街上横冲直撞,举起军刀用刀背砍杀,稍遇反抗,便把刀口转了过来。我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一匹马已到了我眼前,马的鼻息直扑到我脸上,那个骑兵朝我大骂,举起刀背吓唬,要不是我躲得快,说不定会挨他的刀背。我避向右边,一下子卷进人群中,给挤到了城根街的栅栏上。我们的队伍中只剩了米勒-斯特鲁宾42一人在我身边,这时龙骑兵用马队迫使前面的人后退,他们无路可走,便向我们挤来。艾·阿拉戈跳进城根街,滑了一跤,脚脱了臼,我和斯特鲁宾跟着也跳到了那儿,我们怒气冲冲,彼此瞧了一眼,斯特鲁宾猛地旋转身子,大声喊道:“拿起武器!拿起武器!”一个穿工装的人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拖到另一边,说道:
“怎么,你疯了不成?……瞧那儿。”
街上(那大概是昂坦大街)密密麻麻的刺刀正向这儿移动。
“快走,趁他们还没听到你的话,还没把路堵住。一切都完了!完了!”他又说,握紧了拳头,哼着歌,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飞也似的溜走了。
我们走到了协和广场。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根本没有郊区来的队伍;其实凯尔索西也知道没有,这是他虚张声势的手段,然而谁要是真的相信了他,说不定连命都会送掉。
对手无寸铁的群众发动的无耻进攻,引起了极大的愤怒。当时要是确实作了准备,有人领导,那么爆发真正的战斗可以说易如反掌。然而“山岳派”听到无所不能的人民被骑兵可笑地驱散之后,不是挺身而出,却是躲进了云端。赖德律-洛兰找吉纳德43商量。吉纳德是国民自卫军的炮兵司令,他本人愿意参加示威,也愿意给人,还同意给大炮,但是说什么也不肯提供炮弹,仿佛他认为单凭大炮的精神作用就可以打败敌人;福雷斯蒂埃44对自己的军队也是这样。这对他们的帮助多大,我们从凡尔赛的审判45中就看到了。大家都想有所作为,但谁也不愿冒风险;最有远见的还是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新秩序刚露出希望时便未雨绸缪定制了官服,但示威一失败,便不再去取衣服,裁缝只得把它们挂在店堂里出售。
当资产阶级共和派临时拼凑的政府驻在国立工艺博物馆时,工人们却带着疑问的目光在街头徘徊,既得不到指示,也没听到号召。他们回到了家中,只得再一次相信,祖国的这些“山岳派”老人是成不了大事的;他们也许还咽下了眼泪,像那个穿工装的人一样在说:“一切都完了!完了!”或者在为“山岳派”搬演的这场闹剧暗暗觉得好笑。
但是赖德律-洛兰的优柔寡断,吉纳德的迂腐颟顸,这一切还只是失败的外部原因,而且也是必然的,正如刚强的性格和顺利的境况在需要它们的时候也必然会出现一样。内在的原因在于那个作为示威的动力的共和思想的贫乏。衰老的思想可以拄着拐杖苟延残喘,甚至还可以像基督一样,在死后向信徒显灵一两次,然而不能再控制生活,引导生活了。它们已无法左右一个人,或者只能左右那些庸碌无能的人了。要是“山岳派”在6月13日成功了,它怎么办呢?他们心里什么新东西也没有。至多把1793年那个伦勃朗或萨尔瓦多·罗萨46风格的灿烂而阴郁的时代,复制成苍白无力的画面,既没有雅各宾人,也没有战争,甚至也没有幼稚的断头台。
在6月13日和里昂起义47失败之后,大逮捕开始了,市长带着警察走进了我们在埃夫里市的家,要找卡·布林德48和阿·卢格;我们的一部分朋友被捕了。孔斯耶尔热里监狱已人满为患,一间不大的屋子要关六十来人,中央放着一只便桶,一昼夜抬出去清理一次——这一切都发生在文明的巴黎,而且在霍乱猖獗的时期。我不想再在这种安乐窝里待上两个月,吃霉豆子和臭牛肉,便向一个摩尔多瓦-瓦拉几亚人借了一张护照,上日内瓦去了。49
那时法国的交通还得靠拉菲特和卡拉特50;铁路上行驶的是长途马车,我记得,到了沙隆,马车便离开铁路,到了另一个地方又驶上铁路。与我一起坐在车厢里的有一个瘦瘦的男子,脸晒得黑黑的,留着剪短的胡子,外表很叫人讨厌,他老是怀疑似的瞧着我。他带的提包不大,还有一把用漆布包着的剑。显然,这是乔装改扮的警官。他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了我一遍,然后缩在角落里,不讲一句话。到了第一个车站,他把乘务员叫来,说他忘了一张出色的地图,请他给他一张纸和一个信封。乘务员告诉他,离打铃只有三分钟了;警官匆匆跳下车,回来后更加怀疑地打量着我。四小时在沉默中过去,甚至他要吸烟时向我打招呼也不开口,我用同样的办法对待他,向他点点头,使个眼色,然后也掏出了雪茄。到了黄昏时刻他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