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7/13页）

离开马志尼后，我们还谈了很久莱奥帕尔迪，当时我的口袋里便揣着他的诗集；我们走进咖啡馆，又一起诵读了我心爱的几首诗。

这已经够了。人们志同道合走到一起，把细微的差别丢在一边，对许多事可以保持沉默，但显然，他们的大方向和总目标是一致的。

谈到梅迪契时，我提起过一个充满悲剧性的人物——拉维隆；我跟他认识不久，他只是像影子似的从我身边经过，然后便消失在血的云雾中了。拉维隆读完了工艺学校的课程，是工程师和建筑师。我与他是在革命高潮中认识的，也就是2月24日和5月15日之间，那时他是国民自卫军的上尉；他的血管中没有任何杂质，那是朝气蓬勃的、必要时铁面无情的、温和敦厚的、愉快而乐观的90年代高卢法兰克人的血。我猜想，建筑师克莱贝尔82开头一定也是这样的，那时他曾和青年演员塔尔马83一起用手推车运泥土，为庆祝联邦节清理场地。84

拉维隆是没有为2月24日的胜利，为宣布共和制而陶醉的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在战斗时站在街垒上，战斗结束后，当没有战斗的人在推选独裁者时，他却待在市政大厦中。当新政府像“自天而降的神”出现在市自治局时，他大声对选举提出了抗议，与其他几个激昂慷慨的人一起责问道：它是哪里来的？为什么它是政府？拉维隆始终如一，在5月15日带领巴黎人民冲击了资产阶级议会，拔出军刀，迫使议长允许人民的发言人登台演说。斗争失败后，拉维隆躲了起来。他在缺席审判中被定了罪。反动派得意扬扬，认为自己足以应付一切，不久便可大获全胜——这时六月的日子85到了，接着便是宣布不受法律保护，流放，警察恐怖。就在这时候，一天晚上，我正坐在托尔托尼咖啡馆前面的林荫道上，街上熙来攘往，各种人都有，也与巴黎平时一样（不论这是开明或不开明的君主时期，还是共和国或帝政时期），人群中混有不少暗探。蓦地一个人走到了我面前，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拉维隆。

“您好！”他说。

“您疯了不成？”我小声回答，抓住他一只手，把他从托尔托尼门口拉走。“怎么可以这么出门，特别是现在？”

“如果您知道，关在家里多么寂寞，简直会使人发疯……我再三考虑，我得出外散散心。”

“那为什么上林荫道？”

“这算不得什么，这儿认识我的人比塞纳河那边少一些，何况谁会想到我会跑到托尔托尼一带来溜达？不过我要离开巴黎了。”

“上哪儿？”

“去日内瓦；现在一切这么糟，这么讨厌，我们面临着骇人的灾难。堕落，到处是堕落，卑鄙，无耻。好吧，再见，再见，但愿我们再见时会愉快一些。”

在日内瓦，拉维隆干起了建筑营生，在盖房子；突然宣布了“为教皇”进军罗马的战争。法国人背信弃义，在契维塔韦基亚登陆，向罗马推进。拉维隆丢下圆规，赶到了罗马。他向三执政宣称：“你们需要工程师，需要炮兵专家，需要士兵，我是法国人，我为法国害羞，现在来和我的同胞作战。”于是他作为赎罪的祭献品，参加了罗马人的队伍。他视死如归，站在战斗前列；当一切都已绝望时，他仍未停止战斗，最后被法国炮弹击中，倒在罗马城门口。

法国报纸对他的死发出了连篇累牍的谩骂，认为这是上帝对无耻背叛祖国者的惩罚！

……一个人看惯了黑头发、黑眼睛的女人，突然面对淡头发、淡眉毛的神经质的苍白面容，他的目光总会露出惊奇的神色，不能马上接受这一切。他没有想到的、已经忘记的差别，不可抗拒地、具体地出现在他面前了。

我从意大利流亡者一下子转向德国流亡者的时候，情形也是这样。

毫无疑问，德国人在理论方面比其他民族发达，但直至目前，这对他们并无多大好处。他们从狂热的天主教转向了先验哲学的新教虔诚主义和语文学的诗歌主义，目前又有些在向实证科学转变，由此可见，他们“在每个年级都勤奋学习”，这构成了他们的全部历史；到了最后审判，上帝会给他们评定总分的。德国的平民百姓学习不多，吃的苦却不少：他们为了信仰新教的权利，付出了三十年战争的代价，为了独立生存的权利，即在俄国监督下苟延残喘的权利，付出了与拿破仑作战的代价。861814至1815年，德国得到的解放是彻头彻尾的复辟，在热罗姆·波拿巴87的王位上出现了全国臣民之父88，他戴着扑粉的假发，穿着闲置已久、形式照旧的礼服，宣布按顺序将在下一天举行——假定说第四十五次阅兵典礼（因为革命前举行到四十四次为止），这时所有获得解放的人民才发觉，他们一下子失去了现在，回到了另一个时代，每个人不免摸摸后脑勺，不知那里是否长出了缚缎带的辫子。人民老老实实、愚昧无知地接受了这一切，唱起了克尔纳89的歌。科学又向前发展了。希腊悲剧在柏林上演，歌德的剧本也在魏玛的舞台上红极一时。

在德国，哪怕思想最激进的人，在私生活领域依然是市侩。他们敢于违背逻辑，不把思想贯彻到实践中，以致造成了彰明较著的矛盾。在德国人眼中，革命和一切事物一样，重要的是普遍概念，理所当然，它不受条件限制，因而也与实际无关，他们满足于掌握它的理论体系，认为一件事如果理解了，也就是完成了，思想变为事实，正如理解事实的意义一样容易。

英国人与法国人充满成见，德国人却没有；但不论英国人还是法国人，都在生活中贯彻自己的信念——他们服从他们所接受的一切，哪怕那是荒谬的，只要得到他们的承认即可。德国人却除了理性和逻辑，什么也不承认，但他们服从许多东西，只要他们认为必要——这是为了利益出卖灵魂。

法国人在精神上不是自由的：他们在行动上富于创造性，但思想上是贫乏的。他们按照流行的观念、公认的形式思想，给鄙俗的观念披上了时髦的外衣，便心安理得。新事物很难得到他们承认，尽管他们对它趋之若鹜。法国人压制自己的家人，相信这是他们的义务，正如他们相信“荣誉勋位团”90，相信法庭的判决一样。德国人什么也不相信，只是利用符合自己需要的社会偏见。他们习惯于小康生活，习惯于舒适和平静，从办公室回到自己漂亮的卧室，他们便为睡衣、休息和饮食放弃自己的自由思想。德国人是享乐主义者，人们没有发现这一点，只是因为那种简单的娱乐和庸俗的生活并不引人入胜；但是爱斯基摩人可以为一点鱼油牺牲一切，他们与卢库卢斯91同样是伊壁鸠鲁主义者。何况德国人天生不爱活动，极易发胖，在原来的生活方式中已扎下千百条根子，凡是可以破坏他们的习惯的一切，都会在他们的市侩性格中引起恐怖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