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八章（第5/7页）

这是我一生中可怕的时期，是两次惊雷中的暂时平静状态，灾难随时可以降临，尽管表面上平安无事……咄咄逼人的预兆已经出现，只是我尽量不理会它们。生活很不稳定，很不平静，但也有一些愉快的日子，这主要得感谢瑞士伟大庄严的大自然。

远离闹市的地方和优美的大自然，可以发生惊人的医疗作用。我的体验使我在《被损害的》26中写道：“当心灵承担着巨大的忧伤，当人不能克制自己，以致对过去耿耿于怀、无法心平气和地理解一切时，他需要空旷和高山，海洋和温暖清新的空气。有了这一切，忧郁才不致变成痛苦，变成绝望，他也不致变得麻木冷酷……”

早在那时我已对许多事感到厌倦，我想休息。在政治骚乱和纷争的中心，在接连不断的烦恼中间，在一幕幕流血惨剧，一场场骇人的堕落和卑鄙的背叛中，我度过了一年半，它们在我的心底留下了许多痛苦、忧郁和困乏的记忆。讽刺带上了另一种色彩。格拉诺夫斯基读了我那时写的《来自彼岸》，写信给我道：“你的书我们看到了，我读了它真是悲喜交集……但是不可讳言，那里包含着一种厌倦的情绪，你过于孤独了，也许你会成为伟大的作家，但是在俄国大家曾从你的才能中看到的那种生动的、令人神往的东西，似乎在异国的土地上消失了……”萨佐诺夫在1849年我离开巴黎前读了我两年前写的《责任先于一切》27的开头部分以后，对我说道：“这篇小说你写不完，而且不会再写这样的作品了。你已失去了明朗的笑声和善意的戏谑。”

但是经历了1848年和1849年的苦难之后，一个人怎么还能保持原样呢？我自己也感到了这种变化。只有在家中，在没有外人的时候，有时还能出现从前那样的时刻，但这已不是“明朗的笑声”，而是“明朗的忧郁”了；想起过去，想起我们的朋友，想起不久前罗马生活的场景，坐在安睡的孩子们的床边，或者望着他们玩乐，我才能像从前某个时期那样感到心情舒畅，仿佛一股清新的气流，一种洋溢着亲切和谐感觉的青春诗意涌上了心头，我觉得安详，平静，而在这种夜晚的影响下，生活才可以轻松一两天！

这种时刻是不多的；沉闷而并不愉快的消遣只能妨碍它们——我们身边的外人增加了，每到晚上，爱丽舍田园大街上我们小小的会客室便挤满了陌生人。这大部分是新近到达的流亡者，那些善良而不幸的人们，但亲密的只有一个……而且那是怎么变得亲密的啊！28……

我离开巴黎是高兴的，但在日内瓦我们仍生活在同样的环境中，只是换了一些人，范围也狭小了一些。那时在瑞士，政治席卷了一切，不论饭店和咖啡馆，钟表师和妇女，都分成了派别。一切以政治为转移，这在那种总是随着革命的失败而到来的死一般的沉寂中，尤其令人厌烦，它只能使人意识到一切毫无结果，徒然为过去发出一些单调的怨言。这像大城市中的夏季，到处都是灰尘，炎热，缺少空气，太阳从苍白的树木中间射到街上，墙壁发出强烈的反光，路上的石板也变得热辣辣的。充满活力的人渴望空气，那种没有经过千百万人呼吸过的空气，只有在那里生活才不像啃光的骨头那么索然无味，也没有嘈杂的噪音，浑浊霉烂的气息，继续不断的敲击声。

有时我们真的跑出日内瓦，来到莱芒湖29边漫步，来到勃朗峰30的山麓下游览，那里峰峦环抱，云雾弥漫，大自然以它美丽的景色洗涤了尘世的一切烦恼，给心灵灌注了清新的气息，给身体带来了从永恒的冰雪中飘出的凉爽气流。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愿意永远留在瑞士；我们这些生长在盆地和草原上的人，过了一段时间便会与山地格格不入，它们太高，太近，给人以拥挤、限制的感觉，但是有时生活在它们的阴影下是很舒适的。何况山上住着纯洁善良的居民——他们贫穷，但不是不幸的，他们没有太多的需要，过惯了自给自足、与世隔绝的生活。文明的沉积物，它的锈斑不会侵蚀这些人；历史的变革像白云一样从他们脚下飘过，很少触及他们。罗马世界还在格劳宾登31继续存在，农民战争的时代在阿彭策尔32也几乎还没有过去。也许，在比利牛斯山和其他山脉中，在蒂罗尔州33，还能找到这类健康茁壮的居民，但是一般说来，在欧洲早已绝迹。

不过在我国东北部，我也看到过类似的情形。在彼尔姆和维亚特卡，我遇到过与阿尔卑斯山居民同样气质的人。

我和一个同伴一起登上采尔马特山地34，为了让马歇一会儿，我们常常步行，走了不少山路，非常累，便到一家小客店休息，我记得，那里已比圣尼古拉峰更高了。老板娘上了年纪，瘦瘦的，但强壮结实，身材高大，屋里只她一个人。看到客人，她马上忙开了，一边抱怨储藏的食物太少，一边到处寻找，终于端来了一瓶樱桃酒，一块硬得像石头的面包（面包在山上不是普通的东西，它们是用驴子从山下运来的），同样硬的熏羊肉，还有乳酪、羊奶等，然后又去煎蛋，还加了糖什么的，弄得我怎么也咽不下。但是羊肉、干酪和樱桃酒不错。老婆子把我们当贵宾一般招待，露出殷勤的脸色端来了一切，还是一迭连声表示歉意。我们的向导也跟我们一起吃喝。临走时，我问老婆子该给她多少钱。她寻思了好久，甚至还上另一间屋子算了一会儿，然后讲了几句开场白，说物价怎么昂贵，运输怎么困难，最后才冒险报了价：五法郎。

“怎么，”我说，“连马料也在内？”她不理解我的意思，赶紧又说：

“那么，四法郎也够了。”

当我从彼尔姆给送往维亚特卡，在一个小村庄换马时，我向坐在屋旁树墩上的一个农妇要些克瓦斯喝。

“那太酸啦，”她答道，“我还是给你拿些土酒吧，那是过节的时候剩下的。”

过一会儿，她拿了一只用破布包着的陶罐和勺子来了。我和宪兵喝了个痛快。把勺子还给老婆子时我给了她十戈比或十五戈比铜币，但她不肯拿，说道：

“上帝保佑你，我怎么能要过路人的钱，何况你还是那个样子。”她看了看宪兵。

“这有什么，大娘，我们不能白喝你的酒，收下吧，给孩子们买点糕饼吃。”

“不，好先生，别在意，要是有多余的钱，那就给穷人也好，或者给上帝买支蜡烛吧。”

在维亚特卡的大河那儿，我也碰到过一件类似的事。我上那儿观看那个特殊的仪式——把尼古拉·赫雷诺夫的圣像送往那儿做客。在回家的路上，我与车夫走进农家去取燕麦，主人们和三个朝圣者正在吃饭；菜汤香得很，我提出也想喝一些。年轻的主妇用木碗盛了一碗汤给我，还给了我一块面包，又把高背大盐瓶递给了我。吃完后，我给了主人二十五戈比。他看看我，搔搔后脑勺，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