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5/10页）

我不能在那儿等候，法齐和沙勒当时在伯尔尼，晚上要来找我。我答应如果我还能耽搁半天，我会再去看他们；临走前，我邀请福格特的小兄弟，一个法学家，上我那儿吃晚饭。我没有请老人，因为时间已这么晚，他又忙了一天，不便再麻烦他。但是将近十二点时，茶房领着一个人小心翼翼推开了门，通报道：“福格特教授先生”，我马上从桌后站了起来，迎上前去。

老人进屋了，他身材相当高，容貌聪慧，富于表情，显得精神矍铄，生气勃勃。

“您的来访对我真是加倍可贵，”我对他说，“在您劳累一天之后，我没敢请您这么晚出门。”

“可我不愿在伯尔尼错过见到您的机会。我听说，您已到我家去过两次，又邀请了古斯塔夫，我只得做不速之客了。我见到您非常非常高兴，不仅卡尔在信上谈到了您，而且不是说恭维话，我很想认识《来自彼岸》的作者。”

“我衷心感谢您，这儿是椅子，请坐吧，我们正在吃晚饭，您要点什么？”

“我不想吃什么，但很愿意喝一杯酒。”

他的外表、谈吐和举止，显得那么从容不迫，它们流露的不是那种拘泥古板、多愁善感的衰弱老人的慈祥，而是坚强自信的人所表现的温厚心理。他的出现丝毫没有使我们感到拘束，相反，还使气氛更活跃了。

我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但不论谈什么，他似乎都很熟悉，而且对答如流，妙趣横生，有自己的见解。有人提到了联邦音乐会，它是这天上午在伯尔尼大教堂举行的，除了福格特，大家都参加了。音乐会规模巨大，瑞士各地的音乐家和男女歌唱家全都汇集到了这儿。音乐当然是圣乐，演奏的海顿的名作《创世记》技巧纯熟，表现深刻。听众全神贯注，但很冷淡，走出大教堂时，像做了礼拜出来。我不知道他们的虔诚精神怎样，但情绪是不高的。我自己也是这种感觉。由于一时不慎，我向一起走出大教堂的几个熟人谈到了这一点；不幸这些人都是虔诚的学者，热情的音乐家，他们听后便攻击我，宣称我是门外汉，不适宜听深刻、严肃的音乐。“您只喜欢肖邦的圆舞曲。”他们说。我想，这还问题不大，但我承认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法官，因此没有申辩。

必须有极大的勇气才能承认自己的印象与普遍接受的观点或偏见相反。长期以来，我不敢在旁人面前公开说， 《被解放的耶路撒冷》33索然无味， 《新爱洛伊丝》34使我无法读完， 《赫尔曼与窦绿苔》35虽然是一部杰作，但枯燥得叫人讨厌。我向福格特谈了这样的意思，告诉了他我对音乐会的看法。

“那么，”他问，“您喜欢莫扎特吧？”

“非常喜欢，无条件喜欢。”

“这我理解，因为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生活在现代的人怎么能矫揉造作到这种地步，以致在那样的宗教情绪面前会感到其乐无穷，十分自然呢？对于我们，正如不可能有宗教文学一样，也不可能有虔诚派音乐——它们在我们眼里只有历史意义。相反，莫扎特表现的是我们所熟悉的生活，他的曲子发自内心丰富的感觉和热情，不吐不快，不是为了祈祷。我记得，当《唐璜》，当《费加罗的婚礼》36刚出现时，它们使人多么兴奋，带给了我们多少新的欢乐的源泉！莫扎特的音乐开创了一个新世纪，正如歌德的《浮士德》，正如1789年一样，是人类智慧的革命。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到，18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尘世生活闯入了音乐；随着莫扎特的出现，革命和新世纪走进了艺术中。是的，在《浮士德》之后，谁还会读克洛卜施托克37的诗歌，没有信念的人谁还会去听音乐中的这种礼拜仪式？”

老人娓娓而谈，讲得滔滔不绝，引人入胜，我在他的酒杯里又斟了两次酒，他没有拒绝，也不忙着喝。最后他看了看表。

“哎哟！已经两点了，再见，九点钟我还得去看一个病人。”

我怀着真诚的友谊送他回家。

过了两年，事实证明他那盖满白发的头脑还多么清醒有力，他的理论还多么接近真理，那就是说多么接近实际。库德利赫医生38是维也纳的流亡者，向福格特的一个女儿求婚，父亲同意了，但是新教宗教事务所忽然要未婚夫提交出生证件。他是流亡者，当然不可能从奥地利弄到证件，因此他提交了对他进行缺席审判的判决书。本来这事只要有福格特一人证明和同意就可以了，但伯尔尼的虔诚派教徒出于对福格特和一切流亡者的仇视，坚持要出生证。于是福格特邀集了所有的朋友和教授，以及伯尔尼的各界知名人士，向他们宣布了这件事，然后把女儿和库德利赫叫来，拿起他们的手，给他们主持了婚礼，向在场的人说道：

“朋友们，我请你们作证，我作为父亲祝福这婚姻，并根据我女儿本人的意愿，把她嫁给这个人。”

这个行动吓坏了瑞士的虔诚派教会，它又恨又怕，因为开创这先例的不是头脑发热的年轻人，不是无家可归的流亡者，而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人尊敬的老人。

现在我得丢下父亲，谈他的大儿子了。

我与他是1847年在巴枯宁家认识的，但直到我们住在尼斯的两年才特别接近。他不仅思想豁达，而且在我见过的人中，性格也是最开朗的。如果我知道他不致活得太久，我还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可惜命运是不可预测的，它让他一直活到了现在，然而它给予他的却只是偏头痛。他的天性是实际的，活跃的，对一切都开诚布公；他具有获得幸福生活的许多条件，永远不致烦恼的全部条件，几乎没有什么会引起他内心的痛苦，他也不会让不满的思想折磨自己，在理论上既没有怀疑和困惑，在现实生活中也没有忧虑和不能实现的理想。他是自然美的热烈崇拜者，孜孜不倦的科学工作者，一切在他看来都轻而易举，毫不费力；他根本不是迂腐的学究，他像艺术家一样对待自己的工作，它便是他的乐趣；从性格上说他是激进的，从气质上说他是现实的，但是从他对待事物的明朗而仁慈的讽刺态度看，他是具有人道精神的人。他的生活环境再也确切不过地可以应用但丁的那句话：“这儿的人是幸福的。”39

他过着朝气蓬勃、无忧无虑的日子，什么地方都不退缩，什么地方都站在第一线；他不怕痛苦的真理，像观察水螅和海蜇一样观察着人们，除了人们所能给予的，他从不向这些人，也不向那些人提出任何要求。他的观察并不肤浅，但他觉得没有必要超过一定的深度，因为在那个深度以下，一切便不再明确，可以说事实上已脱离了实际。人们以痛苦为乐的那种神经质的漩涡对他没有吸引力。他对生活抱着单纯而明朗的态度，这从他健康的观点中排除了那种既悲伤又兴奋的诗意，那种病态的幽默感，尽管这是我们所喜爱的，正如我们喜爱一切惊险和刺激的东西一样。我已说过，他的讽刺是善意的，他的嘲笑是愉快的；他第一个会对自己的戏弄发出由衷的微笑，然而这些笑谈却弄得那些教授学究和圣保罗大教堂40议会中的同人们大为扫兴，损害了他们舞文弄墨和喝啤酒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