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6/10页）

这种对生活的实际态度是我们共同的，一致的，正是它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尽管我们的生活和发展千差万别，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没有，也不可能有福格特那种和谐与统一。他受的教育如此正规，正如我的毫无系统一样；无论从家庭的渊源看还是从理论的成长看，他都是一脉相传，继承了家庭的传统。父亲始终作为榜样和鼓舞者站在他的旁边；遵照他的样子，他研究了自然科学。在我们那儿，两代人之间通常是有隔阂的，没有共同的精神上的联系。从早年起，我就与周围一切人的观点相对立，在育儿室中已成了反对派，因为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祖先不是福伦们，而是地主和参政官。走出育儿室以后，我又以同样的愤慨投入了另一场斗争，后来刚结束大学生活，又走进了监狱，接着便是流放。科学研究到此中断了，放在我面前的是另一种研究工作——研究这个一方面灾难深重、另一方面卑鄙无耻的世界。

由于对这种病理现象的厌烦，我如饥似渴地投入了哲学研究，而福格特却对哲学怀有无法遏止的反感。读完医科大学之后，他取得了医生的证书，只是他不想开业，说他对这种医学魔法缺乏足够的信念，又全心全意投入了生理学的研究。他的著作不仅立刻引起了德国学术界，也引起了巴黎科学院的注意。他成了吉森大学的比较解剖学教授，李比希41的同事（后来与他在化学神学问题上发生过激烈的论争），然而就在这时，1848年的革命风暴把他从显微镜旁边吹走，送进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不言而喻，他站在最激进的一边42，发言十分尖锐和大胆，使温和的进步分子，有时也使并不温和的普鲁士国王43不能忍受。他根本不是一个政治家，可是客观形势使他成了反对派的“领袖”之一。当担任帝国摄政的约翰大公44终于撕下仁慈和平民派（这是由于他娶了一个驿站长的女儿，有时穿穿燕尾服才获得的声望）的假面具时，福格特和四个同事被推选组成五人摄政团代替了他。这时，德意志的革命迅速走到了下坡路：各个政府已达到目的，赢得了必要的时间（这是梅特涅的主意），再容忍议会便不符合它们的利益了。被驱逐出法兰克福的议会像鬼魂一样在斯图加特游荡了一个时期，获得了“影子国会”的可悲名称之后，便被反动势力扼杀了。45等待摄政们的只是监狱和苦役，他们只能一走了事……福格特翻山越岭到了瑞士，掸掉法兰克福大教堂的尘土，在旅客登记簿上写的是：“卡·福格特，日耳曼帝国摄政团成员，在流亡中”；他又恢复了泰然自若、无牵无挂的愉快心情，对自然科学不知疲倦的工作热情。为了研究海生植形动物，他于1850年到了尼斯。

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走过不同的道路，我们是在科学上清醒的成年时期相遇的。

我是不是像福格特那么始终如一，是不是那么清醒地对待生活？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不过我不知道，从清醒开始是不是好；它固然可以防止许多灾祸，但也可以使人丧失对生活中一些美好时刻的感觉。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幸好对每个人说来，它不是由推理和意志，而是由素质和形势决定的。从理论上说我已获得解放，我并不想保留各种不一致的信念，但是它们会自行留在我的心中——我克服了革命的浪漫思想，然而对进步和人类的神秘信念，比其他神学信条更加顽强；即使我也克服了它们，在我身上仍会残留着对个人的崇拜，对两三个人的信仰，对自己和对人的意志的信心。这中间当然存在着矛盾；内在的矛盾会导致不幸，这是特别令人痛心和惋惜的，因为它们先期剥夺了人的最后安慰——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无辜的理由……

在尼斯，福格特以非凡的勤奋从事工作……地中海边温暖平静的海湾为各种海上生物提供了丰富的孳生地，以致随处可以找到它们。到了夜里，它们的磷光闪闪烁烁，像垄沟似的分布在海面；在船身和船桨的后边，纽鳃鳟46几乎可以用手，用任何器皿随意捞到。因此这里有取之不尽的材料。从一清早起，福格特便对着显微镜坐下，观察，绘图，记录，阅读，到了五时，便去游泳（他在水里像鱼一样灵活），有时跟我一起，然后上我家吃饭；他永远是愉快的，随时准备进行学术论争，或做各种小事，跟着钢琴唱些滑稽歌曲，或者给孩子们讲故事，他的话总是那么生动，孩子们会一动不动接连听几个小时。

福格特具有杰出的教育才能。他在我家里半真半假地给女士们讲过几次生理学。他讲的一切都这么有趣，这么单纯，表达得这么鲜明生动，而他为了达到这种明确性所经历的漫长路程，却没有人知道。教育的全部任务正在这里——为了使科学变得容易理解，容易接受，就得迫使它用简单的、普通的语言说明自己。

没有不能懂的科学，只有不能懂的叙述，那就是还没有消化的语言。学者的语言是程式化语言，与符号无异，这是一种速写，一种代用品，只适合于学者；内容隐藏在代数公式中，是为了在揭示规律时不必千百次重复同一些话。在通过一系列烦琐的方法时，科学的内容身上长满了这类学院的杂草，而教条主义者习惯了这套乖僻的语言，不会使用别的语言，它对于他们是可以理解的——年老之后，他们甚至觉得这种语言非常宝贵，这是他们用血汗挣到的收获，与庸俗的语言是不同的。随着我们从学生走向实际知识，桁架和脚手架就变得讨厌了，我们要求单纯的叙述。谁没有看到，初学者使用的艰难术语总是比精通的人多得多？

科学上晦涩的第二个原因来自教学者的不良用心，他们企图掩盖一部分真理，回避危险的问题。科学怀有某种目的，而不是传播真正的知识，它就不是科学。它应该具备直言不讳的勇气。谁也不能指责福格特不够坦率，畏缩退让。倒是“感情脆弱的人”会责备他过于直截了当，过于直截了当地说明他所认识的、与公认的谎言针锋相对的真理。基督教观念使我们习惯了二元论和理想的思维方式，以致一切自然而健康的东西反而引起我们的不快。我们的智慧经过许多世纪的歪曲，看不惯毫不掩饰的美和日光，需要阴暗的粉饰。

不少人读了福格特写的东西十分气愤，认为他满不在乎地接受了最尖锐的结论，轻易抛弃了公认的事物，毫不痛心，也不想花大力气，便企图调和神学与生物学，仿佛神学根本不在他的话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