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8/10页）

瓦列利奥在向政府提出的质问中猛烈攻击了那位大臣，要求对我被逐一事作出答复。大臣怕事，避免涉及俄国外交上的任何影响，把一切都推在尼斯行政长官的告发上，最后温和地表示，如果内务部在这件事上操之过急，不够谨慎，那么它可以改变自己的决定。

反对派鼓了掌。因此事实上驱逐令已被取消，然而尽管我写了信给内务大臣，他却不予答复。我在报上读到了瓦列利奥的发言和对它的回答，因此从弗里堡回来时，我干脆顺路前往都灵。为了免得签证发生问题，我没有办签证；在皮埃蒙特和瑞士的边境上，检查护照不像法国宪兵那么穷凶极恶。到了都灵，我便找内务大臣，他派他的助手接见了我，那是主管高级警政的蓬斯·德·拉·马蒂诺伯爵，当地一个著名的人物，聪明而又狡猾，天主教党的忠实信徒。

他的接待使我惊讶。他对我讲了我想对他讲的一切：有些像我和杜贝尔特的一次会见，只是蓬斯伯爵比他高明一些。

他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带些病态，身材瘦瘦的，外表叫人讨厌，一脸凶相，显得诡计多端，有些像教士，生着粗硬的灰白头发。我刚想说明我要面见大臣的原由，才讲了十来个字，他便打断了我的话：

“好啦，这有什么疑问呢……您前往尼斯，前往热那亚，留在这儿，都悉听尊便，只要您不致怀恨在心，我们就满意了……这一切都是尼斯行政长官搞的……您瞧，我们还是小学生，不习惯法制和宪法程序。如果您做的事触犯了法律，那么这儿有法庭，这样，您就不会抱怨我们不公正了，是吗？”

“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

“可是他们采取的措施却令人不快……闹得满城风雨，其实毫无必要！”

说过这一席自己反驳自己的话以后，他立即拿起一张印有内务部字样的公文纸，写道：“兹特允准亚·赫先生返回尼斯，在该地需要停留多久，即停留多久。内务大臣，由S.马蒂诺代为签发，1851年7月12日。”

“这是以防万一，您可以相信，有了这张纸就什么也不致发生了。我很高兴，我们总算跟您了结了这桩公案。”

由于这句话译成普通的语言便是：“您可以走了”，因此我马上离开了这位伯爵；我想象着尼斯那位行政长官见到我以后的尴尬脸色，心中不免好笑，然而上帝帮忙，这张脸我见不到了——他被调走了。

现在回头再谈弗里堡州的事。我在该州一位负责官员的陪同下坐上马车，像到过那里的每一个人一样，在听过著名的土炮声，驶过著名的大桥以后，便朝着沙特尔乡进发了。到了墨顿镇，警察所长，一个精力充沛、思想激进的人，要求我们在他那儿稍等一会儿，他说乡长希望他在我们路过时先行通知他，如果我出其不意地到达乡里，而大家还在田间干活，那么他和其他家长会很不高兴。这样，我们在莫拉或墨顿闲荡了一两个小时，才跟警察所长一起前往。

几个年长的农民在乡长家门口迎接我们，站在大伙前面的便是身材高大、相貌端庄的乡长，他满头白发，虽然背有些驼，仍显得身板结实。他走前一步，摘下帽子，向我伸出了强壮的大手，称我“亲爱的老乡”，然后用瑞士德语发表了一篇欢迎辞。这种方言我一句也不懂，但大致可以猜到他对我说的是什么，同时我考虑，如果我隐瞒我听不懂他的话，他也会隐瞒他听不懂我的话，因此我大胆作了答词：

“亲爱的乡长公民和亲爱的沙特尔老乡们！我感谢你们，因为你们的公社给我和我的孩子们提供了庇护，使我可以结束我无家可归的流亡生活。亲爱的公民们，我不是为了寻找另一个祖国才离开自己的祖国的，我全心全意爱俄罗斯民族，我离开俄国是因为我在它的压迫面前不能保持沉默，不能无动于衷；我是在流放之后离开它的，我经历了尼古拉疯狂的专制统治的迫害。它的手在一切有国王和地主的地方跟踪着我，然而它不够长，在你们的公社里，它伸不到我的身边！在你们这里，在你们的庇护下，我得到了安全，找到了避风港，可以永远平静地生活下去。沙特尔的公民们，是你们接纳了我，让我走进了你们中间，尽管你们人数不多，你们却制止了那位有着千百万军队作后盾的俄国皇帝伸向我的手。你们比他更强大！你们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你们保持着自由的、世代相传的共和制度！我为参加你们的联邦感到自豪！海尔维第共和国万岁！”

“欢迎新的公民！……祝新公民长命百岁！……”老人们应和道，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我自己也有些激动！

乡长邀请我们进他屋里。

我们进屋后，在一张长方桌子旁边的长凳上坐下，桌上放着面包和乳酪。两个农民把一只非常大的瓶子抬进屋里，它比我们老式家庭中盛了甜酒和浸剂，放在火炕角上整整几个冬季，让它们在那里发酵的传统瓶子更大，瓶子装在籐筐里，瓶内是白色的酒。乡长对我们说，这是当地酿制的，但年代很久了，这一瓶他记得已有三十年，这种酒只在非常重大的场合才喝。所有的农民与我们一起在桌边团团坐下，只有两个人在大酒瓶旁边忙碌。他们先把酒倒进大杯子，然后乡长从大杯子中把酒斟进酒杯，每个农民一杯，他给我的是一只漂亮的高脚水晶玻璃杯，同时对州里那位官员和警察所长说：

“这一次得请你们原谅了，这只尊贵的酒杯今天得给我们的新居民了，你们与我们是自己人呢。”

乡长朝酒杯斟酒时，我发现在场有一个人穿得不完全像农民，似乎很不平静，他不时拭汗，脸红红的——他身体不大舒服。当乡长举杯为我祝酒时，那人突然鼓足勇气一跃而起，对着我开始讲话了。

“这是本乡学校的教师公民。”乡长带着郑重的脸色，在我耳边小声说。

我站了起来。

教师讲的不是瑞士方言，是德语，也不是普通的德语，而是故意在模仿一些著名演说家和文学家的语言，他提到了威廉·退尔，提到了勇敢者查理（奥地利和亚历山大的戏剧审查官对此将怎么办，难道改成勇敢者威廉和查理·退尔不成？），同时没有忘记应用那个并不新鲜、但富于表现力的譬喻：把奴役比作镀金的鸟笼，总有一天鸟会冲出囚笼；尼古拉·帕夫洛维奇被他挖苦得够呛：他把他与罗马历史上最邪恶的皇帝们相提并论。我听了也几乎想打断他，对他说：“不要侮辱那些已死的人！”但是仿佛我已预见到尼古拉即将进入这些人的行列，因此没有作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