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10/15页)
在我们新的一代中存在着奇怪的混合物,它像钟摆一样是由两种完全对立的因素焊接而成,一方面,推动它的是一种铁铸的、骨质的、毫不迁就的自尊心,目空一切的自大狂和吹毛求疵的狭隘胸怀;另一方面却是垂头丧气的消沉心理,对俄国的不信任,过早地衰老现象。这是三十年奴役的自然结果,它以另一种形态保存了长官的厚颜无耻,老爷的粗鲁无礼,部下的低首下心和纳税居民的谄媚奉承。
在我们文化界的长官对我的斥责声中,时间在不断流逝,终于过去了整整十年。在1849年觉得新鲜的许多事,在1859年成了老生常谈,当初认为乖僻反常的怪论成了社会的普遍看法,而许多永恒的、不可动摇的真理随着当年的衣服式样一起过时了。
严肃的头脑开始在欧洲严肃地看待事物。他们人数不多,这只是证实了我对西方的意见,但他们走得很快,我完全记得,托·卡莱尔93和善良的艾尔索普94(就是那个在奥尔西尼案件中受到株连的人)曾为我对英国政治形态残留的一点信心发出过讥笑。如今却出现了一本比我讲过的一切都走得更远的书。“让那些在我们之前讲出我们的警句的人见鬼去吧”95,可是我们得感谢那些在我们之后以自己的权威证实了我们的话,以自己的天才清楚而有力地表达了我们表达得软弱无力的意思的人。
我讲的那本书不是蒲鲁东,也不是皮埃尔·勒鲁或其他社会主义者和愤激的流亡者写的,完全不是,那是一位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写的,他不久前还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三个月前才由于斯坦利勋爵96的推荐,在政府担任了一个职务。这个人享有巨大的、当之无愧的声望,在英国,托利党人不屑读他的书,辉格党人仇视他的书,但在欧洲大陆,凡是除了报纸和小册子还读点什么的人(除了社会主义者)大多读过他的书。
这个人便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97。
一个月以前,他出版了一本奇怪的书,为思想、言论和人身的自由仗义执言98。我说“奇怪”是因为两个世纪以前米尔顿发表过一本同样的书99,现在就在这个地方人们又必须为自由大声疾呼了。要知道,像穆勒这样的人是不可能为了娱乐而写书的;他的书中从头到尾贯穿着深刻的忧虑,这不是感伤情绪,而是英勇的、谴责的、塔西佗100的声音。他之所以要讲,是因为恶已日趋严重。米尔顿捍卫言论自由,反对政府的干预,反对暴力,他的话雄辩有力,光明正大。斯图亚特·穆勒的敌人完全不同,他捍卫自由不是针对文明的政府,而是针对社会,针对当前的习俗,针对无动于衷的冷漠风气,针对狭隘浅薄的偏见,针对“庸俗的势力”。
这不是叶卡捷琳娜时代愤愤不平的老廷臣,由于得不到勋章而对年轻一代牢骚满腹,由于多棱宫而看不惯冬宫101的那种人。不,这是一个精力饱满的人,一个熟悉国家事务,深刻地思考过各种理论,习惯于安详地观察世界的人,他作为英国人,也作为思想家,终于不能忍耐,不怕引起涅瓦河边西方文明记录员和莫斯科西方图书推销员的愤怒,发出了呐喊:“我们正在沉入水底!”
人性、爱好、风度的不断降低,趣味的空虚,精力的衰退,使他不寒而栗;他注视着世界,清楚地看到,一切怎样在变得渺小,鄙陋,平凡,腐朽,也许更“合乎常规”但也更庸俗了。他在英国看到(正如托克维尔102在法国看到的一样),人正在变成集群性的统一模式,于是严肃地摇摇头,向他的同时代人喊道:“停下,想一想,你们知道你们在走向哪里吗?看看吧,精神在没落!”
但是他为什么要唤醒熟睡的人,他想给他们指点什么途径,什么出路呢?他像从前施洗者约翰一样发出了警告103,劝人悔改;可是这否定的杠杆第二次不一定能发挥作用。斯图亚特·穆勒谴责他的同时代人,正如塔西佗谴责他的同时代人一样;然而他靠这个无法制止他们,就像塔西佗也无法制止一样。不仅几句悲戚的指责不能解决精神堕落的问题,恐怕世界上任何堤坝对此也无济于事。
他说:“另一种朝气蓬勃的人创造了从前的英国,也只有具备这另一种气质的人才能从堕落中拯救它。”
但是人性的没落,朝气的缺乏,只是一种病理现象,承认这一点固然是找到出路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但它本身还不是出路。斯图亚特·穆勒斥责病人,让他想起健康的祖先;这种奇怪的治疗方法不见得合理有效。
如果人们用远古的鱼龙来谴责蜥蜴,那会怎样呢?难道它生得小,另一个生得大,是它的过错吗?穆勒看到周围的人道德上的堕落和精神上的平庸,不禁忧心忡忡,像童话中的巨人那样大声疾呼道:“这片土地上的人还活着吗?”
为什么他要呼唤他?为了对他说,他是强大的祖先的蜕化的后裔,因此他应该变得像祖先一样。
这为了什么?——没有回答。
罗伯特·欧文向人们不断号召了七十年也毫无成效;但他是号召他们去做什么。不论这个什么是乌托邦,是幻想或是真理,这点现在与我们无关,重要的是他的号召是有一定目的的;可是穆勒是用克伦威尔和清教徒时代严峻的、具有伦勃朗式强烈线条的历史人物,吓唬他的同时代人,希望那些一辈子守在秤杆和尺子旁边的店主们,按照某种诗意的要求,从某种心灵的操练中脱胎换骨,变成英雄!
我们也可以提出法国国民议会104中雄伟、威严的人物,把他们与法国过去、未来、现在的奸细和杂货店老板放在一起加以比较,像哈姆雷特一样说道:
瞧这儿,瞧这幅画像,还有这个……
太阳神的鬈发,天神的前额,
眼睛像战神一样威风凛凛……
现在你再瞧这一个,
这是你现在的丈夫……105
这非常公正,然而更令人无法接受——难道人们会为了要像克伦威尔一样过庄严而枯燥的生活,或者像丹东一样视死如归地走上断头台,便甘愿抛弃现在庸俗而舒适的生活方式吗?
他们之所以能轻易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怀着热烈的信念——坚定不移的信念。
当年天主教便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后来是新教,文艺复兴时代的科学,18世纪的革命。
这神圣的偏执狂,这“伟大的未知数”,我们文明时代的斯芬克斯之谜,而今在哪里,那强大的思想,那热烈的信念,那强烈的憧憬,又在哪里?只有它们才能像锻炼钢铁一样锻炼体魄,使心灵达到不屈不挠的坚强程度,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贫困,泰然自若地走上断头台和木柴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