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5/15页)
在路易·勃朗矮小的身体中,蕴藏着勇敢无畏、坚强不屈的精神,他非常活跃,个性倔强,带有雕塑一般鲜明的特点,同时又完全是个法国人。犀利的眼睛和敏捷的行动,使他既灵活多变又沉着老练的外表显得优美动人。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在最小的体积中包含着最大的容量,如果把他与他的对立面赖德律-洛兰相比,那么后者的庞大体积像一个吹了气的孩子,一个大型的洋娃娃,或者在放大镜下看到的小木偶。他们两人都可以当之无愧地走进格列佛的游记。
路易·勃朗,这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和非常罕见的性格,他善于控制自己,具有无比的克制力,不论在激昂慷慨的公开演说中,还是在友好的谈话中,从来不会由于辩论而忘其所以,脸上总是含着微笑……然而也从来不会向对方屈服。他能言善辩,尽管讲话滔滔不绝,像个法国人,但从不说一句多余的话,像个科西嘉人。
他关心的只是法国,知道的也只是法国,“除它以外”什么也不在他的话下。世界大事,科学发明,地震和洪水,只有在涉及法国时他才给予恰如其分的注意。与他谈话,听了他那些隽永含蓄的发言,那些趣味无穷的故事,你很容易了解法国人的思想方式,尤其因为他谈话时总是温和得体,富有教养,从不锋芒毕露,令人不快,也不会出现讽刺性的沉默——那种盛气凌人、有时显得幼稚可笑的傲慢作风,正是我们与现代法国人交往时感到不能忍受的。
我与路易·勃朗比较熟悉以后,他内心的安详自如留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在他心里,似乎一切都有条不紊,已经解决,那里什么问题也不会出现,除了在次要的枝节方面。他一切都考虑到了,对他说来一切都很清楚,正如一个知道自己正确无误的人那样,他精神上毫无牵挂。对自己的个别错误,对朋友们的失策,他都善意地予以承认,因此在理论上他没有什么会受到良心的谴责。1848年的共和遭到破坏之后,他对自己心安理得,跟摩西的上帝创造世界之后一样。他的思想灵活只表现在日常事务和细节上,在总体上他是像日本人一样从不变化的。对他接受的原则,他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尽管理性的冷风有时也会吹到它那里,它还是坚定地屹立在它的精神支柱上,但他从未测量过这些支柱的强度,因为他对它们一向深信不疑。这种头脑的宗教性质,这种从未感受过怀疑的痛苦的气质,仿佛在他周围筑起了一道万里长城,任何疑惑,任何新的思想,都无法穿越这道城墙。41
他喜欢谈大道理,也许已经反反复复谈了许多年,从未想到任何人可能提出反驳,他自己也从未对它们产生过疑问,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真理,例如:“人的一生是履行重大的社会责任;一个人应该不断为社会牺牲自己……”等等。我有时便跟他开玩笑,打断了他的话,突然问道:
“这是为什么?”
“怎么为什么?要知道,人生的全部目的,全部任务,便是为社会造福。”
“如果大家只是牺牲,却没有一个人可以享受,这样的社会是不可能存在的。”
“这是玩弄词句。”
“野蛮人的概念混乱。”我笑道。
有一次他说道:“对精神的唯物主义观念,我怎么也想不通。精神和物质终究是不同的,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几乎无从分开,但它们依然不是同一个东西……”看到这种论证毫无意义,他突然接着道:“您瞧,我现在闭上眼睛,想象我的弟弟,我就能看到他的容貌,听到他的声音,那么这个形象的物质状态在哪里呢?”
起先我以为他是开玩笑,但看到他那么一本正经,我便说道:他弟弟的形象这时藏在那个称作头脑的照相机中,离开了这个照相设备,夏尔·勃朗42的肖像便不可能出现……
“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弟弟的肖像并没有作为物质存在于我的头脑中。”
“您怎么知道?”
“那您怎么知道?”
“我根据推理。”
“哦,附带说一下,这使我想起了一件非常可笑的事……”
这时他照例会谈到狄德罗或唐森夫人43的故事,它们非常有趣,但与我们的谈话毫无关系。
作为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的接班人,路易·勃朗是卢梭的崇拜者,对伏尔泰保持着冷淡的态度。在《十年史》中,他按照《圣经》的讲法,把一切社会活动家分为两大阵营:右边是友爱的绵羊,左边是嫉妒和自私的山羊44。连蒙田那样的利己主义者也没有获得宽恕,遭到了严厉的抨击。在这种分类法中,路易·勃朗是铁面无情的,他把理财家劳45大胆地列为友爱的绵羊,这对于那位勇敢的苏格兰人一定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1856年,巴尔贝斯46从海牙来到了伦敦。路易·勃朗带他来看我。我十分同情这位受难者,他的一生几乎是在监狱中度过的。47以前我只见过他一次——在哪儿?在1848年5月15日巴黎市政厅的窗口,国民自卫军冲进去逮捕他以前几分钟。48
我请他们下一天来吃饭,他们来了,我们一直谈到了深夜。
他们回忆着1848年坐到深夜,我送他们出门后,独自回到屋里,无限的忧郁笼罩了我的心,我坐在写字台后准备啼哭……
我感到了一个儿子外出多年后回到父亲家中时的感觉。他看到,屋里一切都暗淡了,破旧了,父亲老了,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儿子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使他觉得窒息,他发现死亡已经临近,他想掩饰,然而会面带给他的只是伤心,不是愉快和快乐。
巴尔贝斯,路易·勃朗!是的,这都是老朋友,意气风发的青年时代值得尊敬的朋友。《十年史》,贵族院对巴尔贝斯的控告,这一切早已深入我们的头脑、我们的心灵,与我们结下了不解之缘,只是现在他们才来到我的眼前。
他们最凶恶的敌人也从来不敢怀疑路易·勃朗不可收买的坦荡胸怀,或者污蔑巴尔贝斯英勇不屈的忠诚精神。两人光明磊落,大家了解他们的一切方面,他们的生活是公开的,他们的大门永远敞开着。我们看到其中一人当过政府的官员,另一人直到上断头台前半小时才被赦免。49行刑前的夜里,巴尔贝斯没有睡,要了些纸,开始书写,这些纸保存下来了,我读过它们,其中有法国人的理想主义,虔诚的憧憬,但没有一点软弱的影子,他的精神没有屈服,没有消沉;他怀着明确的意识,准备在断头台上慷慨就义,直到狱卒的手使劲打门时,他还在安静地写着。他亲自对我说:“这时天已经亮了,我等待着行刑”,但是来的不是刽子手,而是他的妹妹,她扑到了他的颈上。她瞒着他,向路易-菲力普请求减轻刑罚,得到了批准,深怕来不及,便连夜坐驿车赶到了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