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三章 伦敦的流亡者（第7/15页）
从流亡者的上层走进他们的中间阶层，我们发现，这里的人大多是在崇高的热情和动听的词句驱使下来到国外的。他们为这些话牺牲了自己，那是他们的音乐，然而他们从来没有明确理解它们的意义。他们热爱它们，相信它们，就像天主教徒并不理解拉丁文，却热爱和相信拉丁祈祷文一样。下面这些话是无可非议的，大家都能接受：“全世界的友爱是世界共和国的基础”，“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各民族团结万岁！”但是，脸红吧，有的人仅仅为了这些话走上了街垒，而法国人一旦上了街垒，他是不会临阵脱逃的。
一个从拉马克63的葬仪起参加过一切起义的人对我说：“您瞧，对于我，共和制不是一种统治方式，这是宗教，只有在它成为宗教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共和国。”我补充道：“也只有宗教与共和精神一致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宗教。”他答道：“一点不错！”他很满意，因为我把他的意思阐述得更透彻了。
流亡者中的群众成了呈现在领导人眼前的一种公开的、永恒的良心谴责。在那些人身上，他们的缺点得到了扩大的、可笑的反映，就像巴黎的时装出现在俄国偏远的小城镇上。
所有这一切包含着多少幼稚的行为。台前的朗诵之后便是各种戏剧表演。
国民议会古色古香的帷幔和隆重的场面，以威严的诗意征服了法国人的思想，例如，在共和国的名义下，它的热情拥护者带来的不是内部的改革，而是联盟节64，战争的鼓声和悲凉的警报声。当人民在自由之树65周围欢庆公民精神的胜利时，却传来了祖国在危险中，要人民起来保卫它的号召66；当姑娘们穿着洁白的衣衫，在爱国歌曲的伴奏下翩翩起舞时，戴着弗利基亚帽的法兰西却声称要解救各个民族，推翻各个国王，向外派出了大批军队！67
在各国的、尤其是法国的流亡者中，处在毫无作为的底层的，大多属于资产阶级，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市民阶级的标记和痕迹，正如教会学校在学生们身上留下的神学印记，是很难根除的。当然，其中本身是商人、店主或老板的并不多，这些人之落到这个地步是无意识的，他们大多是在12月2日之后才被驱逐，只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他们还肩负着修改宪法的神圣义务。68他们尤其显得可怜是因为他们的地位十分尴尬，他们稀里糊涂地走进了红色群众中，而这些群众在国内本来与他们毫无瓜葛，只能引起他们的恐惧。现在出于民族的劣根性，他们却指望扮演比实际激进得多的角色；可是他们不习惯革命的词句，往往陷入奥尔良派的歧途，使新伙伴们大吃一惊。理所当然，他们都希望回国，要不是为了荣誉，这现代法国人唯一强大的精神支柱，他们会不惜为此提出申请的。
在他们上面的一个阶层，那是流亡者的警卫部队：律师，记者，作家和一些军人。
这部分人的参加革命大多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是随着革命高潮的迅速低落，他们被送上了英国的海滩。另一些人由于无私地陶醉在俱乐部生活和宣传鼓动中，被漂亮的革命辞藻带到了伦敦，有的是有意识的，不过无意识的多出一倍。这些人中不少是忠诚而高尚的，但有才能的不多；他们只是凭一时意气投入了革命，就像一个人听到救命声，便凭着自己的勇气跳进河中救人，忘记了水有多深，也忘记了自己不会游泳。
不幸的是，这些孩子的山羊胡须已有些发白，高卢族圆锥形脑瓜上的头发也有些秃了。站在他们旁边的是各种类型的工人，这些人严肃得多，他们主要不是靠外在的条件，而是靠精神和共同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
命运本身把他们推上了革命的道路，贫穷和觉悟又使他们变成了脚踏实地的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的思想比较实际，决心也比较大。这些人吃得了苦，不怕失去尊严，总是默默忍受一切——这给了他们不可动摇的力量。他们不是带着美好的词句，而是带着满腔的热情和憎恨渡过英吉利海峡的。他们受压迫的地位使他们避免了资产阶级的自负心理，他们知道，他们没有时间读书，但他们希望学习，而资产阶级尽管并不比他们知道得多，却认为自己的知识已相当渊博。
他们从小受到欺凌，因此对压迫他们的不正义的社会充满仇恨。确实，在许多人那里，城市生活的腐蚀作用和贪得无厌的风气，使这种仇恨变成了羡慕。他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方面向往资产阶级，另一方面又反对它，正如我们一方面憎恨幸运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又巴不得取而代之，或者对他们的享乐生活进行报复。
但是憎恨也好，羡慕也好，一些人想得到幸福也好，另一些人想报复也好，两者在西欧未来的运动中都会构成可怕的力量。他们会站在运动的最前列。在他们长期劳动的肌肉、阴森可怕的勇气和咄咄逼人的复仇意志面前，保守派和雄辩家能做什么？在工人的号召下，乡村的蝗虫漫山遍野出现时，其他的市民又能做什么？农民战争已被人们遗忘，最后一批流亡的农民得上溯到南特敕令69撤销的时候，而旺代70也在硝烟中沉默了。现在多亏12月2日，我们又亲眼看到了穿木底鞋的流亡者71。
政变之后，在法国南部，从比利牛斯山到阿尔卑斯山的乡村中，居民纷纷抬起了头，似乎在问：“我们的时间到了吗？”但是起义一开始就遭到了大批军警的镇压，接着又来了军法委员会，宪兵和警察成群结队，在大大小小的村庄和道路上进行搜捕。农民的圣殿——家庭和住宅，受到了警察的蹂躏；当局要求妻子告发丈夫，儿子告发父亲，亲属一句模棱两可的话，乡丁一句告密的话，就可以把一家之主的父亲，白发苍苍的老人，青年和妇女，关进监狱。审判粗枝大叶，成批进行，除了个别的人偶然获释以外，统统被送往朗贝萨或卡宴。漏网的便自行逃往西班牙和萨伏依，或从瓦尔桥越境出走。72
我不太了解农民的情形。在伦敦时，我见过几个乘小船从卡宴逃亡的人；这是一次置生死于不顾的大胆行动，它比一本书更能说明他们的性格。他们几乎都是从比利牛斯山来的。这完全是另一种人，肩膀宽阔，身材高大，面貌粗犷，毫无法国城里人那种身材瘦长、没精打采的样子，那种贫血的、胡子稀稀拉拉的外表。家庭的毁灭和卡宴的监狱教育了他们。他们大多很少说话；一个四十来岁的大力士式人物，大部分时间都一声不吭，有一次对我说：“我们总有一天还要回去，我们要与他们算账！”他们看不惯其他流亡者，对他们的集会和演说也不感兴趣……过了三个星期，他们来与我告别：“我们不想过游手好闲的生活，而且这里太枯燥，我们要去西班牙的桑坦德省，那里答应给我们工作——当伐木工。”我又看了一眼这些未来伐木工那严峻英勇的外表，那肌肉发达的胳臂，心想：“但愿他们的斧头只用来砍栗树和栎树，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