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第5/10页）

国际委员会选举了我和其他十人作委员，并要求我在大会上谈谈俄国，我写信感谢了他们，但表示不想发言——要是马克思和戈洛温没有迫使我为了故意与他们作对，走上圣马丁会堂讲坛的话，事情本来可以这么结束。54

起先琼斯收到了一个德国人的信，抗议我的当选。他写道，我是著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我写过必须征服维也纳，并把它称作斯拉夫民族的首都，我还宣传俄国的农奴地位，把它作为全体农民的理想社会。他提出这一切的根据，便是我给林顿的信（《旧世界与俄国》）55。琼斯没有把这种爱国主义的诬蔑放在心上。

但是这封信只是试探性的前奏。在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马克思便提出，他认为我的当选不符合委员会的宗旨，建议取消我的资格。琼斯指出，这不像他想的那么容易，委员会选举了一个根本不想当它的委员的人，而且正式通知了他，现在便不能凭一个委员的意愿便改变这个决定，马克思不妨把自己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他可以立即把它提交委员会讨论。

对此，马克思说道，他并不认识我，他的指责丝毫不带个人意气，但是他认为，我是俄国人，又是在所写的一切中支持俄国的俄国人，单单这一点已经够了；最后他说，如果委员会不取消我的名字，那么他马克思和他所有的人，都只得退出这个委员会。

厄内斯特·琼斯，法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还有两三个德国人，以及英国人，在表决时都支持我。马克思落到了极少数的地位。他与自己的同伙离开了委员会，再也没有回来。

在委员会遭到失败后，马克思集团退进了自己的堡垒——《广告晨报》。赫斯特与布莱克特出版了《往事与随想》一卷的英译本，其中收入了《监狱与流放》。56为了有个动听的书名，他们毫不犹豫地把它改成了《我在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快报》首先指出，这是吹牛。我给出版商写了信，也给《快报》写了信。赫斯特和布莱克特声明，书名是他们改的，原稿上没有这名称，但霍夫曼和卡佩在德文本上也用了“在西伯利亚”等字。《快报》把这一切都发表了。看来事情已经了结。但是《广告晨报》却开始攻击我，一星期有两三次。它说，我用“西伯利亚”这词，是为了使书容易出售，说我在书出版后过了五天才提出抗议，是为了让书有个推销的时间。我作了答复；他们发表时加了标题：“赫尔岑先生事件”，仿佛这是给杀人案件或刑事案件加按语……《广告晨报》的德国人不仅不相信“西伯利亚”是书商加的，而且对流放本身提出了怀疑：“在维亚特卡和诺夫哥罗德，赫尔岑先生是在沙皇衙门里当官，他在何时何地被流放过？”

最后，兴趣消失了……《广告晨报》才忘记了我。

过了四年，意大利战争57开始了；这时红色的马克思忽然看中了最黑最黄的《奥格斯堡报》58，在它上面宣称（匿名），卡尔·福格特是拿破仑亲王的奸细，科苏特、山·泰莱基59、普尔斯基等等都已被拿破仑收买。接着他又写道：“根据最可靠的消息，赫从拿破仑那里领取巨款。他与罗亚耳宫的密切关系早已不是秘密……”60

我没有答复，他便自以为得计，不久伦敦那份营养不良的周刊《海尔曼》又登出了一篇小文章，文章说（尽管我已声明过十来次，我从未写过这类话）我“建议俄国占领维也纳，认为它是斯拉夫世界的首都”。61

我们在一起吃饭，大约十个人，有人谈到了报上报道的乌尔班和他的滂陀尔62在科摩湖一带的暴行。加富尔公布了这些事件。对于乌尔班的行径，那是毫无疑问的。这个来历不明的亡命之徒是雇佣兵出身，后来不知混进了哪个兵营，又在哪个军队中青云直上；这是男性的营妓，生来就是在战场上厮杀的大兵，滂陀尔和匪徒。

那是在马真塔和索尔费里诺战役63前夕。当时德国人的爱国思想已到了恶性膨胀时期；对意大利的古典主义式的好感，对奥地利的爱国主义的仇恨，在骄傲的日耳曼民族自大狂面前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自大狂只指望不惜一切长期侵占别国的“四要塞防御区”64。巴伐利亚人已整装待发，尽管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命令，听到任何号召，接到任何指示……可是他们挥舞着解放战争65时期生锈的军刀，用啤酒灌醉了克罗地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给他们撒鲜花，让他们为了奥地利，也为了让自己永远遭受奴役去攻打意大利人。自由派流亡者布赫尔66，还有一个应该是红胡子67的旁系子孙、名叫罗德贝尔图斯68的人，都发出了叫嚣，指责一切外国人（也就是意大利人）企图占领威尼斯……

在这种不和谐的气氛中，在肉汤和煎鱼之间，乌尔班的暴行问题引起了争论。

“嗯，如果这不是真的呢？”米勒-斯特鲁宾69提出，脸色有些发白，这人从身体来说是出生在梅克伦堡70，但从精神来说是出生在柏林的。

“然而加富尔的照会……”

“这什么也不能证明。”

“如果这样，”我指出道，“那么也可以怀疑在马真塔是奥地利人击溃了法军，因为我们中间谁也没有在那儿。”

“这是另一回事……那儿有千万个证人，其中也有意大利农民。”

“您又何苦要为奥地利将军辩护呢……难道在1848年，我们还没有吃够这些人和普鲁士将军、普鲁士军官的苦头吗？这些该死的容克军官自高自大，骄横跋扈……”

“先生们，”米勒说道，“普鲁士军官是不允许侮辱的，不能把他们与奥地利人同等看待。”

“我们不知道这种微妙的区别；他们同样讨厌，同样可恶，我觉得，所有这些人，还有我们的近卫军，都是一丘之貉……”

“谁侮辱普鲁士军官，便是侮辱普鲁士民族，他们与它是不可分割的。”米勒说，脸色气得煞白，用生平第一次发抖的手放下了斟得满满的酒杯。

“我们的朋友米勒是德国最伟大的爱国者，”我说，仍带有半开玩笑的性质，“他在祖国的祭台上不仅要献出生命，献出烧伤的手，还献出了自己健全的思想。”

“他的脚不会再踏进侮辱德意志民族的地方。”说完这话，我们的哲学博士便站了起来，把餐巾丢在桌上作为决裂的物质表现，铁板着脸走了……从这时起我们再也没有见面。

早在1847年我与他就不分彼此，常常一起在柏林宪兵广场的斯坦利酒家喝酒。在我看到过的一切游手好闲的德国人中，他是最好、最幸运的一个。他没有到过俄国，但一生都在跟俄国人打交道，他的生平也许对我们不是毫无趣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