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七章 德国流亡者1（第7/10页）

但是露伊斯（还有米勒）不想理睬老人，噘起嘴唇道：“啊，看在老天分上，别说傻话啦，走自己的路吧！”于是你只得在鹅卵石的大街上漫步，在尘土、喧闹和忙乱中，在不必要的、没有欢乐、没有希望的聚会中消磨光阴，既不感到快活，也不感到惊奇，只是匆匆忙忙奔向出口——为什么？因为这是谁也不能避免的。

回头再谈米勒，我得说，他也不是像蝴蝶那么生活，在王冠花园和菩提树下大街飞来飞去。不，他的青年时代也有英雄的乐章，他曾在监狱中蹲过整整五年，但从来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正如把他送进监狱的那个哲学政府81也不知道一样；这时先后传出了汉巴赫节日82的回声，大学生的慷慨演讲，团结友爱的祝酒词，年轻人无拘无束的言论和对道德同盟83的回忆。大概，米勒也有什么可回忆的，因此才被关进监狱。当然，在整个普鲁士和威斯特伐利亚，以及莱茵河各州，对政府说来，没有一个人比米勒更少危险性。米勒生来就是旁观者，婚礼中的傧相和客人。在1848年的柏林革命中，米勒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从这条街跑到那条街，冒着枪弹和被捕的危险，只是想看看热闹，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

革命失败后，国王、神父和哲学家慈父般的统治加强了，于是米勒又回到了斯坦利酒家和帕萨拉尼埃身边，开始感到寂寞，这大约有半年之久。不过他的运气不坏，随时都会出现救星。波利娜·维娅朵-加西亚84邀请他前往巴黎。她在俄国的冰天雪地中赢得了盛誉，到处受到爱戴，几乎有权称自己为俄国人，因而到了柏林也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可以得到米勒作她的导游人。

维娅朵请他前去做客。在聪明、时髦而有教养的维娅朵家做客，这便使他一下子跨过了那条把一切旅游者与巴黎和伦敦的社交界隔开，把每个没有特殊头衔的德国人与法国人隔开的鸿沟。进入她的家庭，也就是进入了艺术家、马拉斯特式自由派人士、文学家，以及乔治·桑等等人物的圈子。谁不羡慕米勒和他在巴黎的一举成名呢。

他到达后的第二天跑来找我，显得风尘仆仆，疲惫不堪，还没讲两句话便喝完了一瓶酒，打碎了一只杯子，拿了我的望远镜上剧院去了。在戏院里，他把望远镜丢了，在各种警察机关转悠了一夜，然后带着歉意来找我。我宽恕了他丢失望远镜的事，因为不管怎样，他在巴黎的幸福的第一个月给了我不少乐趣。直到这时，他才表现了广泛的才能，他对世上的一切：图画，宫廷，声音，景色，动乱，菜肴，饮料，无不怀有不知膺足的爱好。他吃东西狼吞虎咽，吃了三客牡蛎，还得吃三客，然后又吃龙虾，再加几道菜，喝了一瓶香槟，还会津津有味喝一大杯啤酒；他刚跑下旺多姆纪念柱的楼梯，又走上了先贤祠的穹顶；不论在哪里，他都会拉开洪亮的嗓门啧啧赞叹，表现了德国乡巴佬天真的个性。黄昏时分，他跑到我家，喝了一加仑啤酒，随便吃了些菜，天黑之后已坐在一家戏院的顶层楼座里，一边从喉头发出哈哈大笑，一边让汗水淌了一脸。

米勒在巴黎还没玩够，已变得惹人讨厌，叫人受不了了，于是乔治·桑把他带到了诺昂。对于高雅的维娅朵，时间一长，米勒便成了累赘；在她的客厅中，他常常叫人哭笑不得，有一次他转眼之间就把一篮子特制的精美糕点吃个精光，这本来是款待十来个客人的茶点，结果等维娅朵吩咐送上茶点时，篮子里只剩了一些碎屑，还有一些则挂在米勒的胡子上。85

维娅朵把他交给了乔治·桑。乔治·桑在巴黎待腻了，要回农庄过几天清闲日子……在米勒身上她创造了奇迹：使他变得清洁了，整齐了，生活有规律了，淡黄胡子上半部的深黄烟草颜色也消失了，一些德国酒店的歌在他嘴上变成了法国歌，如“潘朵拉回答军官先生道”之类。在诺昂，米勒还用上了双框夹鼻眼镜，变得年轻了。当他休假来巴黎时，我几乎不认识他了。

为什么他不在诺昂河中洗澡时淹死？为什么不在哪儿给火车轧死呢？那么他就可以不知道忧愁，在古物陈列室和小吃部，在碟子和音乐之间，逍遥自在地结束自己的一生了。

1849年6月13日以后，我离开了巴黎；米勒在昂坦大街高呼“拿起武器！”的壮举，我已在别处谈过。1850年我回到巴黎，没有见到米勒，他在乔治·桑那里；不久我便被赶出了法国。两年以后，我在伦敦，走过特拉法尔加广场。有位先生举起夹鼻眼镜，正目不转睛地观看纳尔逊雕像，看过前面以后，又看它的右面。

“啊，这是他？好像是他。”

这时那位先生已在端详海军上将的背影。

“米勒！”我大声喊他；他没有马上理会：一个不高明的人塑造的不高明的雕像居然使他看得津津有味，但过不一会儿他便大喊一声“我的天！”扑到了我的身上。他已搬到伦敦居住，幸运之星变得暗淡了。不过很难说清楚，为什么他正好也跑到了伦敦。一个浪荡子，只要身边有钱，不可能不上伦敦逛逛，否则便留下了一个空白点，难免遗憾终身，但是他即使有钱在伦敦也住不下去——没有钱更是连想都别想。

在伦敦必须货真价实地工作，像火车头一样不停地奔走，像机器一样正常地运转。如果一个人离开了一天，他的位置就会有另外两个人争夺，如果他病了，那些给他工作做的人就会认为他死了，而那些该向他要钱的人却认为他还身强力壮。

米勒，米勒……你不再充当柏林的维吉尔，离开了维娅朵的沙龙，走出了乔治·桑的舒适农庄，还能上哪儿！你再也吃不到诺昂的鲜羊肉和阉母鸡了，再也享受不到从早上吃到晚上的俄国式早餐，从晚上吃到明天的俄国式晚餐了，再也见不到真正的俄国人了——在伦敦的俄国人都匆匆忙忙，局促不安，走投无路，哪有工夫照顾米勒。对，顺便说一句：再也见不到太阳了——在没钱买室内取暖的燃料时，它可以把你照得暖洋洋的，舒舒服服……这里有的只是雾和烟，永恒的工作，争夺工作的战斗！

过了三年，米勒显著衰老了，一条条皱纹越来越深——他落魄了，教课没有生意（尽管从德国人的标准看，他还是相当有学问的）。为什么他不回德国？这很难说，但是就德国人而言，尤其是米勒这种疯狂的爱国者，只要在德国以外住过几年，便会对祖国怀有不可克服的厌恶心理，与怀恋祖国正好相反。在伦敦他总是入不敷出。将近十年的谢肉节的狂欢生活就此结束，严峻的大斋期开始了，它把善心的浪荡子弄得无可奈何，神不守舍，每天得张罗生活费用；他东奔西走借些小钱，显得那么可怜，成了狄更斯笔下的人物，然而他还在写他的《厄利克》，还在幻想，一旦出书便可名利双收……但是《厄利克》还是难产，迟迟不能完成。米勒的消遣，除了啤酒，已只剩了一种：星期日搭廉价火车旅行。他花极少的钱坐极长的路，可惜什么也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