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50年代伦敦的流亡自由民1（第5/8页）
“有什么办法，”他答道，向我笑笑，但并无恶意，“您也许不会再相信我，但我现在要上美国了，请您再加几个钱给我作路费吧。”
我无法拒绝，只得又给了他六便士。
这类先生中也有俄国人，例如，从前在高加索当过军官的斯特列穆霍夫，早在1847年他就在巴黎行乞为生，一边非常熟练地讲些决斗、逃亡的故事，一边顺手牵羊，凡世上的一切，如旧衣服和拖鞋，夏天的卫生衣，冬天的帆布裤，童装，妇女的杂物，他能捞就捞，以致弄得那些仆人非常恼火。俄国人募集了一些钱，打发他去阿尔及尔参加外国兵团。他在军队中混了五年，拿到了证件，又挨家挨户讲他那些决斗和逃亡的故事，只是增加了阿拉伯人的各种奇遇。斯特列穆霍夫现在老了，他令人同情，但又非常讨厌。伦敦使馆的俄国教士为他募捐，想打发他去澳大利亚。他们给了他去墨尔本的介绍信，还把他托付给船长本人，主要是付清了路费。斯特列穆霍夫来与我们告别，我们给他置办了充足的行装，我给了他一件厚厚的大衣，豪格给了他衬衫等等。斯特列穆霍夫告别时哭哭啼啼地说道：
“先生们，不论你们怎么说，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一下子与一切生活习惯分手，但必须这么做……”
他吻了我们，热情地表示了感谢。
我想，斯特列穆霍夫一定早已在维多利亚河边什么地方住下，谁知一天突然在《泰晤士报》上看到：一个俄国军官斯特列穆霍夫，由于在酒店酗酒，打架，以及互相指责偷窃等等罪行，被判处三个月监禁。这以后过了四个月，我走过牛津街，正好下大雨，我没带伞，躲进了一个门洞里。我刚站住，一个瘦长条子打着一把破伞，也匆匆钻进了另一个门洞。我认出了斯特列穆霍夫。
“怎么，您从澳大利亚回来了？”我问他，直视着他的眼睛。
“啊，这是您，我简直认不出您了，”他回答，声音虚弱，像快断气似的，“不，先生，不是从澳大利亚回来，是刚出医院，我在那儿躺了三个月，病得差点死掉……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没有死。”
“在哪个医院？是圣乔治医院吗？”
“不，不在这儿，是在南安普敦。”
“您既然病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哦，您怎么没走？”
“我误了第一班火车，搭第二班到达码头时，轮船已开走了。我在岸上站了一会儿，恨不得跳进海里淹死。我去找神父介绍我认识的一个牧师。他说：‘船长走了，他不能等你一个钟头。’”
“那么钱呢？”
“他把钱留在牧师那里。”
“您当然把它们拿走了？”
“是的，不过毫无意思，我生病时把钱放在枕头下，都被人偷走了，这些混蛋！如果您能帮个忙……”
“不过在您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人也叫斯特列穆霍夫，由于跟一个信差打架被关进了监狱，也是三个月。您没听说吗？”
“我病得都快死了，怎么会听到。哦，雨好像停了。祝您平安。”
“当心，别在雨中着了凉，否则，又得进医院啦。”
克里米亚战争以后，俄国海军和陆军的一些俘虏，自己也不知怎么搞的，仍留在伦敦。这些人大多喝醉了酒，等到醒来，为时已晚。其中有几个向大使馆要求保护，递了申请书，但是布伦诺夫男爵26根本不当一回事！
他们的前途十分悲惨。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有时低声下气，有时横行霸道，在街上讨钱（在夜里十时以后的一些小胡同中看到他们，不禁会毛骨悚然）。
1853年，一些水手从朴次茅斯港口的一艘军舰上逃走了；根据愚昧的法律（这是只对海军士兵适用的法律），一部分人被强迫送回了船上。但有几个人得以脱身，从朴次茅斯步行到了伦敦。其中有一个年轻人，二十二岁，面貌和善，开朗，本来是个靴匠，据他自己说，他能做拖鞋，我替他买了工具，给了他一些钱，但是他没有生意。
这时加里波第正要带着自己的“共和号”前往热那亚，我请他把年轻人带去。加里波第接受了，讲定每月一镑工资，如果他干得好，还答应一年后加成两镑。水手当然满意，向加里波第预支了两镑钱，把自己的杂物搬上了轮船。
加里波第出发后的第二天，水手来找我了，他脸红红的，睡眼惺忪，眼皮有些浮肿。
“出了什么事？”我问他。
“先生，很不幸，我赶到时太迟了，船已经开走。”
“怎么会迟的？”
水手跪在地上，发出了不自然的啼哭声。但事情还可以挽回。轮船是驶往泰因河畔纽卡斯尔装煤的。
“我让你坐火车赶去，”我对他说，“但如果你这次又迟到，记住，那我就毫无办法，哪怕你饿死我也不管。由于到纽卡斯尔的火车票要一镑多，可我对你连一先令也不相信，因此我得派个熟人，今天夜里把你交给他，然后由他送你上火车。”
“我一辈子都要为您祈求上帝保佑！”
那个受我委托送他的人向我回复说，他已把水手送走了。
可是三天后，水手又带着一个波兰人一起来了，我见了他有多么惊奇是可想而知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向他吆喝，真的气得有些哆嗦了。
但是在水手开口以前，他的伙伴便操起不连贯的俄语替他辩护，弄得空气中尽是烟草、伏特加和啤酒的味道。
“您是什么人？”
“波兰的贵族。”
“在波兰谁都是贵族。您为什么跟这个骗子一起来找我？”
贵族摆出了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冷冷地对他说，我不认识他，他出现在我的屋里，这太奇怪了，我可以叫警察，马上把他赶走。
我看了看水手。三天与贵族的相处已对他发生了很大影响。他没有哭，只是露出醉醺醺的蛮横表情望着我。
“我病得很重，先生。火车开走时，我真想不如死了还轻松一些。”
“你在哪里得的病？”
“就在上火车时，也就是在火车站上。”
“为什么不搭下一班火车？”
“我没有想到，再说，我也不会讲英语……”
“你的车票呢？”
“我没有车票。”
“怎么没有？”
“在车站上让给别人了。”
“那好，现在你去找别人吧，只是有一点你可以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不会再帮助你。”
“不过，请您……”那位“自由波兰地主”又插话了。
“亲爱的先生，我对您没有什么话好说，也不想听您说什么。”
他咬紧牙齿，一边骂我，一边带着自己的入室弟子走了——大概又上酒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