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九章（第6/16页）

在法律的教堂中也一样。森林土人的王用钺或斧执行自己的判决，他离犯人或被告这么近，如果后者有一把更长的斧子，便可以先发制人。不仅如此，鼻子上插羽毛的执法人很可能凭自己的好恶，胡乱行刑，群众难免怨声载道，终于公开反叛，或者并不信任他，只是被迫屈服于他的淫威下，像屈服于瘟疫或洪水一样。但毫不徇私舞弊的公正法庭尽管忠于自己的原则，并不能保证这些原则绝对正确，而那里的法官却变得加倍坚定，执法如山，谁也不怀疑他，连受害者本人也不例外，以致哪怕满腹冤屈走向绞架，仍相信法官的行为是公正的，绞死他是必要的。

除了对自由的畏惧心理（它与孩子没人搀扶开始走路时的感觉一样），除了长期养成的习惯（它使人们依恋那些染有血和汗的扶手，那些曾从可怕的暴风雨中救过他们的、像救命方舟似的船舶），还有坚固的扶壁支撑着古老的大厦。群众不开化，对事物缺乏理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患得患失的自私心理也妨碍了少数人的理解能力，这两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对旧秩序起了支持作用。至于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他们背弃了自己的信念，为了不让群众摆脱羁绊，宁可自己接受这种羁绊。

确实，情况不是毫无危险的。

在上面和下面是两本不同的日历。上面是19世纪，下面只是15世纪，而且那也还没到最底层，在最底层还有各种肤色、各类种族和各个气温地带的霍屯督人和卡菲尔人49。

如果认真考虑一下这个文化，那么它在社会的底层造成了大量乞丐和伦敦的无业游民，他们走到半路，又退回了狐猴和猩猩的状态，可是在这文化的顶端却是一切王朝的形形色色墨洛温50侏儒和一切贵族阶级的阿兹特克族51低能儿，这幅景象叫人看了确实头晕目眩。试想，要是让这个动物园得到自由，没有教堂，没有宗教裁判所和法庭，没有神父、国王和刽子手，那会变得怎样！

欧文认为，神学和法学可以成为万古长存的堡垒只是谎言，亦即过时的真理。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却在这理由下要求它们退出历史舞台，忘记这些堡垒是有英勇的军队守卫的。世上没有比僵尸更顽固的事物，你可以打它，肢解它，但不能说服它。何况在我们的奥林匹斯山上掌权的已不是随和的、喜欢纵酒行乐的希腊诸神——按照卢奇安52的说法，他们正在商讨办法抵制无神论时，一听得报告说，他们的事业已一败涂地，雅典已有人证明神并不存在，他们便吓得脸色发白，逃之夭夭了。希腊人，不论人和神，都比较单纯。希腊人相信呓语，按照儿童的审美要求制造大理石玩偶，可是我们却是从利息和红利的角度支持耶稣会和自己的“老店”53的，目的在于控制人民和保证对他们的剥削。这里谈得到什么逻辑？

因此我们面对的问题，不是欧文正确还是错误，而是一般说来，理性观念和精神独立是否与国家意识并行不悖？

历史证明，社会在不断追求理性的自主权，但同时也证明，它们依然处在精神不自由的状态。这些问题能否解决，这很难讲；要解决并不容易，尤其是单靠博爱和其他温和善良的感情是无济于事的。

在生活的一切领域中，我们都能碰到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现象，好比两条渐近线，永远在向自己的双曲线靠拢，但永远不能合成一条。这是两个极限，生活在它们之间摇摆、移动和流逝，一会儿靠近这一边，一会儿靠近那一边。

抗议社会不自由和良心受奴役的人的出现，不是新现象。在一切多少成熟的，尤其是衰老的文化面前，他们经常作为揭露者和预言者出现。这是发展的顶点，它的拦路截击者，越出常规的罕见现象，正如天才、美和非凡的嗓音一样。但经验还没有证明，他们的乌托邦可以实现。

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可怕的例子。自从人类有记忆的时候起，对国家合理而自由的发展有利的各种条件同时汇集的情况，除了北美洲，我们还没看到过；在贫瘠的、年代久远的土壤上或者在完全没有开垦过的土壤上存在的一切不利因素，这里全然没有。18世纪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学说在排除了法国的军国主义精神以后，英国的普通法在排除了等级观念以后，成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基础。还要什么呢？旧欧洲梦寐以求的一切这里全都有了：共和主义，民主，联邦制度，各个地区的自治以及把它们联合起来的统一的纽带——中央那个松散的结子。

这一切结果怎样呢？

社会和多数人攫取了专制和警察的权力；人民自己行使了尼古拉一世、第三厅和刽子手的职能；八十年前宣布过“人权”的人民，却由于“鞭打权”而分裂了。南部各州把“奴隶制”写上了自己的旗子，正如从前尼古拉把“专制”写上自己的旗子一样，在那里对思想方式和言论的迫害和压制，其卑鄙程度并不比那不勒斯的国王或维也纳的皇帝差一些。

在北部各州，奴隶制还没有上升为宗教信条，但是在一个丢下账簿只是为了转动桌子54，为了扶乩降灵的国家里，在一个保存着清教徒和公谊会排斥异己传统的国家里，教育和良心的自由能达到多高的水平呢！

同样的情形在英国和瑞士也能遇到，只是形式较为和缓而已。一个国家，政府的干预越少，言论和精神独立的权利越能得到承认，群众也越是不能容忍异己，舆论也越是带有强制作用；你的邻居，你的肉商，你的裁缝，家庭，俱乐部和教区，都随时在监视着你，对你履行着警察的职责。难道只有无法在内部保障自由的民族，才能建立自由的制度不成？那么归根结底，这岂不是说，国家所一贯推行的要求和理想，那些优秀的思想家们奋力追求的目标，它们的实现却是与国家生活不能相容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没有权利认为它可以解决。直到现在，历史只采取一种方式解决它；有些思想家，其中包括欧文，却不同。欧文怀着18世纪（被称为没有宗教信仰的时期）思想家牢不可破的信念，相信人类还处在庄严地穿上成年袍55的前夕。可是我们觉得，所有的保护人和指导者，叔叔们和嬷嬷们，正是靠这种未成年状态才可以安心吃喝和睡觉。不论人民会提出什么荒谬的要求，在我们这个世纪，他们还不会提出成年的权利。人类还得像儿童一样穿着翻领衫生活很久。

这原因是很多的。要使人具有理性，头脑清醒，他必须首先成为巨人；可是说到底，任何伟大的力量都不足以做到这一点，如果社会生活已形成固定的整体，牢不可破，像在日本和中国一样。一个婴孩，从他在母亲怀中睁开眼睛，发出微笑的时候起，直到他求得良心和上帝的宽恕之后，同样平静地闭上眼睛为止，他都相信，当他安眠之后，他将被带往一个住处，那里既没有哭声，也没有叹息——一切都这么安排好了，他不必发展一个简单的观念，接触一个简单明确的思想。他随着母亲的乳汁一起吸进了麻醉剂；任何感情不可能不遭到歪曲，不可能不离开自然的轨道。学校教育只是家庭教育的继续，它灌输的是乐观的谎言，书本加深了它，从理论上赋予了传统垃圾以合法地位，引导孩子们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