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卷 英国（1852—1864） 第十章（第5/13页）

“确实这样……可是有了胸像，我会多挣多少钱啊……反正以后谁也不会记得……”

“但是要注意，”我说，坚决打断了他的话，想快些走开，“别跟任何人讲，当心别人抢先实行这个别出心裁的主意。”

“我不告诉任何人。我希望您也别讲，我们的谈话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您不用担心。”于是我回到了不干净的寝室。

我在1864年与加里波第的第一次会晤便到此结束。

2．在斯塔福大厦

加里波第到达伦敦的当天，我没能见到他，我见到的只是人民的海洋；大街上挤满了人，长达几英里，正在拥向各个广场，屋檐下，阳台上，楼窗口，到处是人。大家在等他，有的地方人们站了六小时……加里波第是在两点半钟抵达九榆树火车站的，但直到八点半才来到斯塔福大厦门口，萨瑟兰公爵夫妇在大门口迎接他。

英国的群众是粗鲁的，凡是人数众多的场合都难免发生打架、酗酒，以及其他种种丑恶现象，主要是有组织的大规模盗窃活动。但是这一次却秩序井然，令人惊讶；人民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节日，他们欢迎的是自己人，他们在这里不仅仅是看热闹。你们不妨看看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栏，在威尔士亲王的新娘到达那天发生了多少起盗窃案，而加里波第经过时发生了多少起42，而且出动的警察也少得多。扒手们都上哪儿去了呢？

议会大厦附近威斯敏斯特桥一带，人们挤得水泄不通，本来慢得跟步行差不多的马车只得停下；长达一公里的队伍由旗帜和乐队等等开路，向前缓缓移动。“万岁”的欢呼声追随着马车，凡是能挤到车旁的人都向前伸出了手，或者亲吻加里波第的外套下摆，高喊：“欢迎！”大家兴高采烈地端详着这位伟大的平民，简直想解下那些马，自己来拖车，但被拦住了。他周围的公爵和勋爵却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们已降低到了随从和听差的地位。这个热烈的场面持续了大约一小时，客人的马车在潮水般涌来的一批批人群中移动，刚前进几步，又被另一批挡住了。

大陆各国保守派的仇恨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加里波第受到的接待，不仅是对等级制度和宫廷贵族的侮辱，而且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为三个皇帝43和一个“王家”托利党效劳的报纸简直发了疯，忘记了一切分寸，首先是礼节上的分寸。它们的眼睛气糊涂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王家的英国，财阀的英国居然不顾体面，伙同工场的英国欢迎一个冒险家——一个捣乱分子，要不是他解放了西西里，他就得上断头台。《法兰西报》竟然大言不惭地说：“佩利西耶元帅44的丰功伟绩无可非议，为什么伦敦从未这么欢迎过他？”然而它忘记了，这位元帅烧死过几百个阿拉伯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像我们烧死蟑螂一样。

很可惜，加里波第接受了萨瑟兰公爵的款待。公爵声望不高，政治上碌碌无能，这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可以担当“消防队员”的任务，让斯塔福大厦成为加里波第的居留地……然而环境对此不利，在他到达伦敦以前策划的阴谋已在宫廷找到适当的土壤。它的目的在于不让加里波第接近人民，亦即工人，切断他与依然忠于从前的旗帜的朋友和熟人的联系，当然，首先是与马志尼的联系。这些障碍，由于加里波第光明磊落、爽朗豁达的天性，大半不能发挥作用，但另一半依然有效，那就是他无法在没有旁观者的场合下与别人谈话。如果加里波第不在早上五时起身，六时接待客人，那么那种意图就可能获得完全成功；幸好那些阴谋者尽管热心，无法在八时半以前起身；只有在他离开的一天，夫人们才提早一小时闯进他的卧室。有一天，莫尔蒂尼在整整一小时中无法与加里波第讲一句话，他笑着对我说道：“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加里波第更容易见到，但要跟他谈话却比登天还难。”

公爵的待客方式是远远不够的，显得寒酸小气，与贵族的豪华排场并不相称。他只给加里波第和替他包扎腿伤的年轻人每人一间屋子，至于其他人，即加里波第的两个儿子，格尔卓尼和巴齐利奥45，主人打算在旅馆里包几个房间。他们当然谢绝了，自己出钱住在巴思饭店中。必须知道斯塔福大厦有多大，才能明白这件事的荒唐程度。公爵的父亲曾使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但是哪怕把这些农民家庭统统安置在公馆中，也不致影响主人的舒适生活。

英国人是拙劣的演员，这应该说是他们最大的优点。我第一次上斯塔福大厦找加里波第时，当局对他的监视已一目了然。形形色色的费加罗46和代理人，小工友和侦察员川流不息。一个意大利人担当了警察长，典礼官，司务长，大管家，舞台监督和节目主持人47。说真的，谁不愿意担任这种体面的角色，与王公贵族平起平坐，共同采取措施，防止和阻挠加里波第与人民的一切来往，和公爵夫人们一起编织蛛网，把意大利人的领袖束缚在网里，尽管这位瘸腿将军我行我素，每天都在挣脱这张网。

例如，加里波第去拜望了马志尼。这怎么办？如何掩盖真相？舞台监督和代理人立即出动，找到了办法。第二天早上，伦敦各报登出了消息：“昨天某时某刻，加里波第在昂斯洛街访问了约翰·弗朗斯。”你以为这是捏造的名字吗？不，这是马志尼的房东的姓名。

加里波第不想放弃与马志尼的联系，但他可以避开这个漩涡，不当着众人的面与他会见，也不公布这事。然而加里波第住在斯塔福大厦，马志尼拒绝上那儿找他。他们最好在人不多的场合见面，但是谁也没有主动提出这一点。我考虑了一下，写信给马志尼，问他加里波第肯不肯接受邀请，到特丁顿48这么远的地方来，如果不，那么我就不请他，事情便这么了结，但如果他肯来，那么我非常希望他们两人一起光临。马志尼第二天给我回信说，加里波第非常愿意，如果没有什么事妨碍他，他们可在星期日一时前来。最后马志尼还加了一句，说加里波第很希望也能在我家中见到赖德律-洛兰。

星期六上午我去找加里波第，他不在家，我留在那儿，与萨斐、格尔卓尼等人一起等他。他回来后，一群等在前厅和走廊中的访问者便向他拥去。一个勇敢的英国人夺下他的手杖，把另一根塞在他手里，一边热情洋溢地说道：

“将军，这根好一些，请您收下，您瞧，这根是好一些。”

“可这是为什么呢？”加里波第笑着问道，“我已用惯了我的手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