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10/11页）

2 苏霍扎涅特（1794 —1871），俄国的反动官僚，1856至1861年任陆军大臣。阿德勒贝格（1790—1884），俄国反动官僚，当时任宫内大臣。《警钟》对这些人都进行了系统的揭露。

3 俄国陆军少将，赫尔岑的同学萨京的姐夫。

4 当然，这不包括两三个流亡者在内。——作者注按：这句诗引自《聪明误》第三幕第二十三场。

5 《警钟》1863年。——作者注

6 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八章第十一节。

7 指皮库林（1822—1885），莫斯科大学教授，在40年代与赫尔岑小组接近。皮库林于1855年6月从俄国动身后，在维也纳停留了一段时间，才从那里前往伦敦，因此，赫尔岑在此称他B（维）。

8 可爱的B在英语上出了不少洋相。他对我的儿子说：“从地图上看，基夫离这儿不远吧？”我没有听到过这地名。“怎么没听到，那儿有一个大植物园，是全欧洲首屈一指的温室呢。”这得问园丁。我们问了，可他也不知道。B打开了地图：“瞧，它就在里士满旁边呢！”原来他讲的是丘镇。——作者注

9 指1792年法国宣布成立共和国。

10 《圣经》中的人物，耶路撒冷人西面得到圣灵启示，说他在死前必得见到基督，他等了很久，终于有一天看到耶稣的父母抱了孩子走进圣殿，于是说：“主啊，现在可以照你的话，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了。”见《路加福音》第二章。

11 指尼古拉一世专制统治的结束，赫尔岑在这里夸大了尼占拉个人的作用。

12 《往事与随想》第一卷。——作者注

13 俄国评论家，在50年代具有自由主义色彩。

14 罗斯托夫采夫（1803—1860），俄国国务活动家，1857年起负责废除农奴制的工作。

15 俄国自由主义政论家。

16 俄国评论家。

17 奇切林是莫斯科大学教授，他的《控诉书》发表在1858年12月1日的《警钟》上，引起了读者的愤怒。关于此事，见第四卷《尼·赫·凯切尔》一章。

18 比龙是俄国18世纪的反动大官僚。俄国作家拉热奇尼科夫在小说《冰屋》中描写比龙手下的人把犯人关在冰屋中，用一桶桶冷水从他头上浇下去，最后终于使他成为冰人。

19 写于1864年。——作者注

20 19世纪60年代，沙皇加强了对群众运动的镇压，这时一部分自由主义者纷纷投靠沙皇，卡特科夫便是其中之一。卡特科夫名叫米哈伊尔，沙皇的一个反动大官僚穆拉维约夫也名叫米哈伊尔，赫尔岑认为这一反动时期可以这两人为代表，因此称它为“米哈伊尔时期”。

21 波尔塔瓦省贵族团领袖科丘别伊用枪打伤了管家，非但无罪，还把管家送进了监狱。《警钟》于1858年对这事作了揭露，最后重新审理了这案子。

22 赫尔岑写过《致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皇后的信》，发表在1858年11月的《警钟》上，据当时人的记载，皇后看过这信后哭了。

23 格杰奥诺夫是当时皇家剧场的经理，这小故事写在《米哈伊尔·谢苗诺维奇·谢普金》一文中。

24 戈尔恰科夫（1798—1883），俄国外交官，1856年起任外交大臣。

25 当时的司法大臣。

26 果戈理的《死魂灵》中的人物，他的特点是他反对的就是他赞成过的事，见该书第四章。

27 格鲁吉亚西部一带的古代名称。

28 霍万斯基（1771—1857），俄国国家银行总裁，在19世纪初年印行的纸币上都有他的签名。

29 前面提到过的宫内大臣阿德勒贝格的情妇，阿德勒贝格通过她收取各种贿赂，卖官鬻爵，《警钟》曾揭露这些事。

30 《圣经》中的人物，犹太王希律的孙女，一个荡妇。

31 见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第五幕第八场。

32 这里提到的都是些青年军官。斯利维茨基和阿恩霍尔特因参加革命军事组织，于1862年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赫尔岑曾在《警钟》上专门撰文悼念他们。波捷布尼亚曾在伦敦两次会见赫尔岑，他的部队驻扎在波兰，1863年波兰起义时，他与波兰人一起战斗，因而死在战场上。赫尔岑为纪念他，在《警钟》上写过好几篇文章。克拉索夫斯基因在士兵中散发革命传单，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曾与车尔尼雪夫斯基一起在涅尔琴斯克的亚历山大工厂服劳役，1868年因越狱失败自杀身死。《警钟》为他的判刑发表过文章。奥布鲁切夫因散发革命出版物《大俄罗斯人》，于1862年被判服苦役。

33 谢拉科夫斯基（1827—1863），波兰革命者，1863年波兰起义的积极参加者，被俘后死在绞刑架上。

34 赫尔岑于1860年5月至11月住在伦敦阿尔法路，这里的所谓“老朋友”指赫尔岑本人。

35 德国革命者，他后来去了美国，与赫尔岑保持通信联系。

36 特鲁韦勒的经历值得讲一下。1861年，一个青年水兵来找我们，十年前我在尼斯认识他的母亲，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他受的教育怎样，从一件事可以知道，那就是他在八九岁的时候曾对我说，除了上帝和父母，他最爱的便是尼古拉·帕夫洛维奇。“为什么你这么爱他？”我开玩笑似的问他。“因为他是合法的皇上……”教育中的这种精神也许是在1848年后形成的，从前我们受的教育不是这样，它与正教和专制政治都没有关系。生活治愈了年轻人。他来找我们时心事重重，愁眉不展……他的父亲死了——是死在监狱中的，因为他在莫斯科铁路的各种舞弊案中受了牵连；他是诺夫哥罗德的地主，承包过一些工程。儿子相信父亲没有罪，决定尽一切力量为他恢复名誉。他在俄国所作的一切尝试均未成功，于是他来找我们，带来了一大叠文件、契约、枢密院的记录和摘要。把它们理出头绪，编成一份报告，这对《警钟》说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幸好我们发现，特鲁韦勒与克利西耶夫是大学同学，便把这任务委托给了克利西耶夫。特鲁韦勒给人的印象是既坚定、忧郁，又幼稚。强烈的内心活动一直在冲击着他（他已不再相信“合法的皇上”），他常常怀着无比的愤怒谈到水兵们暗无天日的生活。那时我们正与“海军上将号”的一部分军官在进行有趣的通信。我记得它的舰长是安德烈耶夫，他是康斯坦丁手下的自由派人士，当时很得大公的器重，但他与非自由派人士一样虐待部下，咒骂军官。我记得，他手下有个中尉斯托弗列根不仅残忍地处罚水兵，而且有一套理论（像后来的维特根施泰因公爵一样），认为管理军队就得心狠手辣。我们在《警钟》上就这事登过一篇短文，接着突然收到了从比雷埃夫斯寄来的一封信，署名是“一大群军官”，声称那一切不是事实……信是署名的，但等于不署名。由于它不署名，它的内容我们只刊出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这些内容还是得到其他十来个军官证实的。至于联合署名的信则没有登出。过了几个月，特鲁韦勒第二次来了，我把军官们的信给他看，这些军官实际上是在转弯抹角替自己的舰长辩护。特鲁韦勒冒火了，他相信这是他们串通搞的，为了证实这一点，还举出了一些事实，我把它们记录下来，以防万一。特鲁韦勒下一次又来时，我把记录念给他听。他皱起了眉头……我想，嗯，他害怕了。“请把您的记录给我。”“拿去。”他看了一遍，拿起笔，签了名。“您这是做什么？”我问。“为了使我的证明不致像他们的那样不署名字。”军舰离开伦敦时，他买了一大捆《人民需要什么》《警钟》和其他书刊。关于这事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与我告别后便动身回俄国了。在朴茨茅斯港，他不够谨慎，把他买的那些书分发给水手们。有人告了密，于是他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这便是他的答复和给母亲的信（这些材料赫尔岑后来没有附入。——译者注）。这是个英勇的人物，当然，他没有说是我们毁了他——像许多人指责我们的那样。——作者注按：康斯坦丁大公是尼古拉一世的儿子，当时任海军大臣，以进步人士自居。维特根施泰因是俄国将军，曾指挥镇压1863年波兰起义的俄国军队。特鲁韦勒被告发后，受到了审问，后来被流放到西伯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