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8/11页）
“今天上午您来找我作中间人，那么您是信任我的？”
“我们非常了解您，对您丝毫也不怀疑，我们知道您是决不会叫我们吃亏的……”
“很好，那么我就这么决定了。请您马上在收据上签字，否则就把钱交还我，我把它还给公爵，同时声明我不再参与这事。”
小指挥不想把钱交还公爵，于是签了字，向我道了谢。为了免得啰唆，我不再讲他怎么把钱折算成卢布了：我讲了好久，他还是不明白今天卢布的行情，与他离开俄国时已经不同。
“如果您以为我想骗您一镑半钱，那么请您去找我们的教士，让他给您算这笔账吧。”他同意了。
一切似乎都已结束，戈利岑的胸脯也不再起伏不定，显得那么可怕了。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结局还是与开始一样，使我想起了祖国。
小指挥有些踌躇不决，迟疑了一会儿，突然好像他们中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对戈利岑说道：
“大人，由于从赫尔开出的轮船要五天以后才有，请您行行好，让我暂时仍住在这儿吧。”
我想：“我的拉布拉凯又得发作了”，因此抱着自我牺牲的决心，准备再受一次低音大号的折磨。
“当然，你有什么地方好去，你留下吧。”
小指挥向公爵道了谢便走了。戈利岑向我解释似的说道：
“要知道，他是个非常好的小伙子。这是那个坏蛋，那个骗……骗子……那个不要脸的恶棍挑唆的……”
这件事的是非曲直也许得请教萨维尼54和米特梅耶尔55了，只有他们才能把我们正教祖国的法律观念（它是在鞭打仆人的马厩和搜刮农民的老爷的书斋中形成的）提炼成条文，归纳成准则。
第二场好戏便是跟“恶棍”进行的，这并不顺利。戈利岑出去后突然大叫大喊，“秘书”也大叫大喊，看来，除非诉诸武力才能解决，如果那样，面黄肌瘦的办事员当然不是公爵的对手。但是这屋里的一切都是按照特殊的逻辑进行的，因此结果不是公爵与秘书打架，而是秘书与玻璃打架——他怀着一肚子火气，又多喝了一杯杜松子酒，走出屋子时，对着镶在门上的大玻璃就是一拳，把玻璃打得粉碎。这些玻璃足足有一只手指那么厚呢。
“警察！”戈利岑大喊起来，“强盗来了！警察！”然后走进大厅，精疲力竭地瘫倒在沙发上。等他平静一些以后，他又在谈话中向我诉说，秘书对他怎么忘恩负义。这个人本来是他兄弟的代理人，大概因为舞弊（我记不清了），眼看非吃官司不可，戈利岑可怜他，非常同情他，以致当掉了自己最后一只表，替他赎了罪。尽管他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人是个骗子，他后来还是收留他作了自己的管家！
他处处欺骗戈利岑，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走了；一个可以用拳头打碎门玻璃的人，可以自己解决问题，用不着我插手。事实也是这样，后来他要求我给他弄张护照，让他回俄国时，他告诉我，他给了戈利岑一支手枪，高傲地向他提议决斗，用抽签决定谁先射击。
如果这是事实，那么这支枪一定是没有子弹的。
公爵的最后一些钱是用在平息斯巴达克起义上的，但他终于因为负债累累被关进了监狱。别人坐了牢，就太平无事了，可是戈利岑哪怕在监狱中也不会安分守己。
警察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得把他送往克勒蒙游乐园56，让他在那儿给音乐会当指挥，供全伦敦的卖笑女郎取乐，等他的象牙指挥棒停止挥动后，躲在一旁的警察马上走到他身边，寸步不离地陪公爵走上马车，把这位穿黑燕尾服、戴白手套的犯人押回监狱。在游乐园中与我分手时，他噙着眼泪。可怜的公爵，别人看到这情景也许会觉得好笑，可是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铁窗生涯感到痛心。他的亲族好歹把他赎了出来。后来政府允许他返回俄国，起先他被送往雅罗斯拉夫尔居住，他便在那儿与华沙大主教费林斯基57一起指挥宗教音乐会。对于他，政府比他的父亲还仁慈一些——那个老滑头像儿子一样放荡，却劝他进修道院……其实父亲非常了解儿子，因为他自己也是音乐家，贝多芬甚至曾把一支交响乐献给他。58
除了这位豪华阔绰的亚述神，身强力壮的犍牛型阿波罗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俄国怪物也是不应忘记的。
那些一闪而过的影子，如“俄国上校”之类，我不提了，但是对于因命运的播弄不得不长期伫留在伦敦的那些人，我还得讲几句。例如，军需部门一个官员只因案件的牵累和负债，跳进涅瓦河自尽……可是却作为流亡者在伦敦上了岸，连身上的皮大衣和皮帽子也没丢掉，尽管伦敦的冬季是潮湿而暖和的。还有，我的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萨维奇59，英国人都叫他塞维奇，他带着他的经历，他的未来，还有他那应该长头发，可是只剩了一层皮的脑瓜，总之，他的一切，硬挤进了我的“俄国珍品展览室”。
他是近卫军帕夫洛夫团的一个退伍军官，在海外各国游历，过得逍遥自在，这时发生了二月革命，他害怕了，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罪犯，这倒不是他真的干了什么，心里不安，只是他想起了宪兵，那些他可能在国境上，在军营里，在马车上，在冰雪中遇到的宪兵，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决定推迟回国。这时他突然得到消息，他的兄弟卷进了谢甫琴科的案件60，被捕了，这样，他的处境真的危险了，他决定立刻回国。我便是这时在尼斯认识他的。萨维奇动身前买了一小瓶毒药，准备路上用：万一过边境时被捕，便把毒药塞在一只蛀空的牙齿中吞下。
越接近祖国，萨维奇心中的恐慌越大，到了柏林已变成窒息似的痛苦，然而他克制了这种情绪，坐上了火车。开头五站没有什么，再远他就坐不住了。机车停下加水，他却在别的借口下走出了车厢……机车的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车上已没有萨维奇——他下车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他把手提箱丢在车上，听其自然，跳上了第一列相反方向的火车，回到了柏林。在车站上他为手提箱拍了个电报，便去办签证手续，前往汉堡。“您昨天要回俄国，今天又要去汉堡。”警察随口说，完全没有拒绝签证。提心吊胆的萨维奇回答道：“信……我收到了信。”但他那副表情，从普鲁士军官的角度看，没有把他当场逮捕，简直可以说是玩忽职守。就这样，萨维奇像路易-菲力普一样61，尽管没有人跟踪，却战战兢兢逃到了伦敦。在伦敦，他与千千万万其他人相似，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几年中一直诚实而艰难地与贫穷作斗争。然而命运给他的一切悲惨遭遇镶上了一条喜剧的饰边。他决定教数学和绘图，甚至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