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号病房（第5/16页）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拳头托着脸颊，若有所思，机械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细手儿，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向仁慈的上帝祈祷。就这么回事！”

在门诊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有时他不得不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招架，这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眼睛里涌出泪水。他便匆匆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把孩子快点儿抱走。

在门诊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再加上打扮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那些画，他自己二十年来对病人的一成不变的提问——这一切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看了五六个病人就走了。剩下的病人由医士来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再也不受人打扰了。回到家后，他立即坐到书房里看书。他书读得很多，读得兴致盎然。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每一次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乐此不疲。他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很急，他读得很慢，深入，读到凡是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地方常常停下来。在书的旁边放上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渍苹果，而且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用盘子装。每隔半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页，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看，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截。

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声，说：

“达留什卡，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吃的……”

吃了一顿相当差且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想着什么事情。时钟敲了四点，过后五点，他还在踱步、沉思。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从门里探出达留什卡那张睡意未消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通常在傍晚来访。全城与他交往的人中，唯有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还没有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烦。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原先是个非常富有的地主，在骑兵团服过役，但后来破产了，迫于生计只好在年老时进了邮政局。他精力充沛，身体健壮，蓄着灰白的美髯，举止彬彬有礼，嗓音洪亮，声音悦耳。他善良，重感情，但脾气暴躁。在邮局，只要有顾客表示不满，不同意某些做法，或者只是议论几句，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立即脸红脖子粗，浑身哆嗦，雷鸣般吼道：“你给我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已出了名，是个谁都怕进的衙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有教养，志向高尚，因而尊敬他，喜爱他。他对其余的居民则态度傲慢，像对他的下属一样。

“我来了！”他说着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书房，“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恐怕我已经惹您讨厌了吧？”

“恰恰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见到您我总是喜出望外。”

两位朋友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抽一阵烟。

“达留什卡，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儿啤酒来！”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两人默默地喝完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默想，米哈伊尔一副快活而兴奋的神色，好像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要说出来。始终是医生先开口。

“真遗憾，”他轻声细语款款说了起来，摇着头，眼睛不看对方（他向来不正视别人的脸），“遗憾之极，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压根儿找不出一个能谈些明智而有趣的话题的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对你我来说是莫大的损失。连知识分子也不免流于庸俗，请相信，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儿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细声说，说得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毫无意义。智慧正是区分人兽鲜明的界线，显示出人类的神圣所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让人类不朽——尽管不朽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智慧是欢乐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周围看不到有智慧的人，听不到智慧的谈吐——可见我们没有欢乐。不错，我们有书，但是这跟活跃的交谈和积极的交往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您容我作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我要说：书是音符，交谈才是歌。”

“完全正确。”

接着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呆板的脸上带几分委屈，一手托着脸，在房门外站住，想听听他们讲什么。

“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叹了口气，“真希望现在的人能聪明起来！”

于是他讲起过去的生活多健康、多快活、多有意思，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聪明，他们把名誉和友谊看得很重。他们借钱给人家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困难时不出手相助是可耻的。还有那时的远行、冒险、争论、友情和女人多令人向往！说到高加索，那是多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一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独自骑马进山，不带向导。据说她在山村里跟一个小公爵出了点儿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叹道。

“再说那时候喝得多痛快！吃得多丰盛！那些有自由思想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有听进去。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常常梦见聪明的人，与他们叙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家父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思潮的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这样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易逝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如此喜爱有加。生活是个令人苦恼的陷阱。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期，思想成熟了，他不由得感到仿佛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实际上，他从虚无走向有生命的历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造成的……这是为什么？他想弄清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可是别人不告诉他，要不就对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门没开，来的却是死神——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这不，就像待在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当他们凑在一起时，就觉得生活不那么沉重；同样的道理，当热衷于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在交流彼此的引以为豪的自由思想中消磨时光时，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