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明天您还过来，我们还一起坐坐（第2/4页）

有一次我说：“好啊，让我也来看看飞机事故。”

芙颂应答道：“凯末尔大哥，飞机事故是昨天的事情。”

冬天，脱大衣时，我也可以说“唉，天可真冷啊！”或是“有小扁豆汤吗，太好了……”之类的话。到了1977年2月，因为在楼上就可以“自动”打开楼门，所以要等我走上楼梯、走进房间后才可以说开场白，这就更难了。任何时候都比看上去显得更加细腻、更加慈爱的内希贝姑妈，如果觉得我的开场白不合适就会立刻说上几句话来帮我解围，比如“凯末尔先生，快坐下，别让您的馅饼凉了”，或是“男人不但用机关枪扫射了茶馆，还要不知羞耻地说”。

我会皱着眉头立刻坐到餐桌上。我带来的那些东西，对我克服进门后的难堪是有帮助的。头几年里，这些东西会是芙颂爱吃的一类东西，比如开心果蜜饼，从尼相塔什有名的拉提夫馅饼店里买来的奶酪馅饼，腌金枪鱼和鱼子酱。我会特意说些关于它们的话，然后随意地把它们交给内希贝姑妈。内希贝姑妈总会说：“唉，您干吗这么客气！”随后我会拿出芙颂的礼物给她，或是把礼物放到一个她看得见的地方，同时我还会接茬对内希贝姑妈说：“经过馅饼店时，我闻到了里面的香味，忍不住就买了！”我还会再说上一两句关于尼相塔什那家馅饼店的话。同时，我会像一个迟到的学生那样，蹑手蹑脚地立刻坐到我的座位上，在刹那间我会感觉很好。过一会儿，突然我会和芙颂的目光相遇。这些都是异常幸福的时刻。

入座后我们第一次对视的时刻，对我来说既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也是我立刻明白，感觉到当夜将会如何度过的一个特殊时刻。如果我在芙颂的眼神里——即使她皱着眉头——看到了一种幸福和轻松，那么，那夜也会是幸福和轻松的。如果她的眼神是不快和不安的，那么那夜也会是那样的。如果她不笑的话，我也不会笑得太多，头几个月里我也不会去逗她笑，只会默默地坐在那里。

芙颂和塔勒克先生分别坐在长餐桌的左右两头，我面对电视坐在餐桌的右角，内希贝姑妈的对面。如果费利敦在家会坐在我左边，如果他不在家，有时难得来的客人会坐我边上。晚饭刚开始时，内希贝姑妈为了方便出入厨房，会背对电视坐着，吃到一半，等厨房里的事情减少后，她会坐到我的左边，芙颂的右手边，这样她就能够舒舒服服地看电视了。我和内希贝姑妈就这样肘靠肘地坐了八年时间。内希贝姑妈坐到我身边后，长餐桌的另一边就空出来了。这个空出来的地方，有时费利敦晚上回来后会坐在那里。那时芙颂就会坐到丈夫的身边，而内希贝姑妈会去坐到芙颂的位子上。在那种情况下，看电视就会变得很困难，但到了那个钟点节目本来就已结束，电视也早就被关掉了。

在一个重要电视节目的当中，如果炉子上还有东西在烧，需要有人进出厨房，那么内希贝姑妈有时会让芙颂去做这件事。当芙颂拿着盘子，端着锅子出入厨房时，她就会不断地在我和电视之间来回走动。当她的父母专注地看着屏幕上的电影、智力竞赛、天气预报、发动军事政变的帕夏发表的一篇措辞激愤的演讲、巴尔干摔跤锦标赛、马尼萨梅西尔糖膏节、阿克谢希尔城解放六十周年的庆典仪式时，我会兴致勃勃地看我的美人左右来回的走动，我知道这就是自己要看的东西，而不像她的父母那样觉得她是走入电视与他们之间的一样东西。

在我去凯斯金他们家的1593个夜晚里，大多数时间我都是坐在餐桌上看着电视度过的。但是我无法用说出八年里去了那里多少次的轻松，说出每次我在那里待了多长时间。因为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害羞，所以我会让自己相信，我回去的时间其实远远早于我离开他们家的时间。让我们想起时间的东西，当然就是电视节目结束的钟点。在TRT那持续四分钟的节目闭幕式上，当迈着统一步伐的士兵升起国旗，并向国旗敬礼时，《独立进行曲》会随之响起。如果算我平均7点到他们家，等到电视节目结束，也就是夜里12点左右离开，那么可以得出每次我在芙颂他们家待了五个小时的结果，但其实我待的时间会比这更长。

我去他们家四年后，也就是1980年9月，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军事政变，颁布了戒严令，实施了宵禁。因为晚上10点开始戒严，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得不在9点45分，在还没看够芙颂时就离开他们家。那些夜晚在回家的路上，在宵禁开始前十几分钟迅速变空的黑暗街道上，我坐在疾驶的车里，会感到晚上没能看够芙颂的痛苦。现在，多年以后，每当我在报纸上看见军人们不满国家的现状，一场新的军事政变又会可能发生时，作为军事政变的坏处，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没看够芙颂就要急急忙忙往家赶。

我和凯斯金一家人的关系，多年里当然经过了各种阶段。我们的交谈、期盼和沉默的含义，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事情，在我们的脑海里仿佛一直在变。对我而言惟一始终不变的是我去那里的原因：我去那里当然是为了见芙颂。我假定芙颂和她的家人对此也是满意的。因为芙颂和她的家人无法公开接受我去那里看芙颂的事实，因此我们有了一个被我们大家都接受的原因：我是去那里，去芙颂他们家“做客”的。但因为即便是这个含糊的词都不太可信，那么我们会带着一种本能选择另外一个将给我们更少不安的词：我每星期四个晚上是去凯斯金他们家“坐坐”的。

“坐坐”这个词，就像土耳其读者很清楚，但外国参观者无法立刻明白的那样，尽管字典上未被强调，却具有广泛的含义，比如“来做客”，“顺路过来看看”，“一起打发时间”，这个词特别是内希贝姑妈会经常用。晚上离开时，内希贝姑妈总会客气地对我说：“凯末尔先生，明天您还过来，我们还一起坐坐。”

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晚上除了坐在餐桌上，别的我们什么也不做。我们看电视，有时长时间沉默，有时我们谈得很投机，当然我们还吃饭，喝拉克酒。内希贝姑妈为了告诉我晚上他们在等我，头几年里，即使很少她还会提到这样的一些活动。“凯末尔先生，明天我们还等您过来，我们吃您喜欢的西葫芦塞肉”，或是“明天我们看实况转播的花样滑冰比赛”。她说这些话时，我会朝芙颂看一眼，我会希望在她的脸上看到一种认可的表情，一个微笑。如果内希贝姑妈说“您来，我们一起坐坐”，芙颂也认可的话，那么我会想这些单词没有欺骗我们，我们做的事情就是一起待在同一个地方，是的，也就是一起坐坐。因为它以最淳朴的形式触碰到了我去那里的真正原因，也就是和芙颂待在同一个地方，因此“坐坐”这个词是非常恰当的。我绝不会像一些把鄙视人民作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那样，得出在土耳其每晚“坐在一起”的几百万人其实什么也没做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会想到，在因为爱、友情，甚至到底是什么他们也不知道的一些更加深切的本能而彼此依赖的人们之间，“一起坐坐”是一种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