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 幸福（第4/6页）

切廷用退休金买了一辆出租车，他把车租给了另外一个司机，尽管年纪大了，但有时他也自己开车上街做出租车司机。当我们在贝西克塔什的一个出租车站见面时，他告诉我说，凯末尔从小到现在一直都没变。他说，其实凯末尔是一个热爱生活、内心开放、像孩子一样乐观的人。从这方面来看，他一生苦苦地爱一个人也许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我认识芙颂，我就会明白，就因为凯末尔先生热爱生活，他才会那么爱这个女人。他们，芙颂和凯末尔，其实都是非常好、非常单纯的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但真主没让他们结合在一起，我们也无权过多质问。

凯末尔先生从一次漫长的旅行回来后，我们又见了面，听他说完新近参观的博物馆后，我向他转述了切廷的那些话，还逐字重复了他对芙颂的看法。

他说：“奥尔罕先生，参观我们博物馆的人，总有一天会知道我们的故事，感觉到芙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立刻开始喝酒，我已经很喜欢和他喝酒了。“当参观者看着一个个展柜、一个个盒子、所有这些物件时，他们会看见八年的晚饭上我是怎么去看芙颂的，我是怎么去注意她的手、胳膊、微笑、卷曲的头发、掐灭烟头的样子、皱起的眉头、她的手帕、发夹、鞋子、拿在手上的勺子的。（我说：‘但是凯末尔先生，您没注意到她的耳坠。’）看到这些，他们就会感到爱情是一种巨大的关注和怜爱……请您赶快把书写完，还要写上，博物馆里的每一个物件都必须用来自展柜里的一束柔和的灯光照亮，只有这样才符合我对它们的在意。参观者们看着这些物品时，会对我和芙颂的爱情肃然起敬，会用他们自己的回忆来和我们的爱情作对比。博物馆里任何时候都不能拥挤，要让参观者感受到芙颂的每一件遗物、我们手拉手走过的伊斯坦布尔每个角落的照片、所有的藏品。我禁止在纯真博物馆里同时有超过五十个的参观者。团体和学校在参观前必须预约。奥尔罕先生，西方的那些博物馆正在变得日益拥挤。就像以前星期天我们开车去海峡游玩那样，欧洲人星期天一起去大博物馆。就像星期天我们在海峡的酒馆里吃午饭那样，他们也在博物馆的餐厅里坐着说笑。普鲁斯特在他的书上写道，他阿姨去世后，家里的家具被卖到了一家妓院，每次在这家妓院看见他阿姨的沙发和桌子时，他就会觉得那些家具在哭泣。奥尔罕先生，当星期天的人群在博物馆里转悠时，那里的东西都在哭泣。在我的博物馆里，所有东西都将留在它们自己的家里。我担心，我们那些没文化、不自信的有钱人，看见西方的博物馆时尚后，会模仿他们，渴望去开一些带餐馆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而事实上，在绘画艺术上，我们土耳其民族既没有太多的知识，也不懂得欣赏，更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土耳其人民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应该欣赏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西方绘画的蹩脚模仿。我们的博物馆应该展示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的有钱人感觉自己是西方人的幻想。奥尔罕先生，我的博物馆，是芙颂和我的全部人生，是我们一生的经历，我跟您说的一切也都是真实的。也许有些事情，对于读者和参观者来说可能不够明了，那是因为尽管我用全部的真诚给您讲述了我的故事和人生，但即便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对它到底有多了解。这就让未来的学者，用他们在我们博物馆的杂志《纯真》上发表的文章来诠释吧。让他们告诉我们，芙颂的发夹和梳子和金丝雀柠檬之间有什么结构关系。后人也许会觉得这些事情很夸张，我的经历、我忍受的爱情痛苦、芙颂的磨难、我们在晚饭上对视并以此来打发时间、我们能够因为在海滩和电影院手拉手而感到幸福，那么就让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全都是真实的。但不用担心，我们的爱情一定会被后人理解的，对此我毫无疑义。我相信，五十年后，从开塞利坐大巴来的快乐大学生、拿着照相机在门口排队等候的日本游客、因为迷路走进博物馆的孤独女人、那时伊斯坦布尔的幸福情侣们，看着芙颂的衣服、盐瓶、钟表、饭店的菜单、伊斯坦布尔的老照片、儿时我们共同的玩具和其他物品时，将深刻地感受到我们的爱情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但愿来纯真博物馆参观的人们，也能够去看看我们的那些临时展览，那时，他们将看到我在垃圾屋、协会会议上结识的伊斯坦布尔兄弟们积攒的轮船照片、汽水瓶盖、火柴盒、门闩、明信片、演员和名人照片，以及痴迷的耳坠收藏家们的收藏。也要用目录和小说来讲述这些展览和收藏的故事。看着物品，用敬畏和崇敬的心情来纪念芙颂和凯末尔之间爱情的参观者，也将明白，我们的故事和雷拉和麦基农，侯颂和阿什克一样，不仅是情侣们的故事，也是整个世界，也就是伊斯坦布尔的故事。奥尔罕先生，还要再来一杯拉克酒吗？”

小说的主人公，博物馆的建造者凯末尔·巴斯玛基，在2007年4月12日，也就是芙颂诞辰五十周年的那一天，他六十二岁时，在他每次去米兰下榻的米兰大酒店面向曼佐尼大道的一个大房间里，天亮前因为心肌梗死辞世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了“感受”被他称为“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五个博物馆之一”（他一生中参观了5723个博物馆）的巴加蒂·瓦尔塞基博物馆，他一有机会就会去米兰。（“博物馆：1.不是为了参观，而是为了感受。2.藏品构成被感知物件的灵魂。3.没有藏品的博物馆只是一个展室。”这是我记录下来的、他最后说的重要观点。）由两兄弟在19世纪，作为一个16世纪文艺复兴之家而建造的家，20世纪被改造成了博物馆。凯末尔先生对这个博物馆如此着迷，是因为里面的藏品（也就是老的床、灯、文艺复兴时期的镜子和锅碗瓢盆）全都是两兄弟在其中生活时使用过的普通日常用品。

大多数我在书后逐一列出他们姓名的人，参加了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里举行的葬礼。凯末尔的母亲维吉黑女士则像往常那样待在了她看葬礼的阳台上，她带了一块头巾。我们这些在清真寺天井里的人，含着眼泪看到了她失声痛哭为儿子送行的样子……

凯末尔先生的那些之前不愿意见我的熟人，葬礼之后的几个月里，按照一种奇怪，然而又是合乎逻辑的顺序逐一要求和我见了面。这要归功于人们错误地相信，我在讲述尼相塔什人的那些小说里无情地诋毁了所有人。很遗憾，大家都在传说，被我诋毁的不仅仅是我的母亲、哥哥、叔叔和他的整个家庭，还有其他许多尼相塔什的重要人物，比如著名的杰夫代特先生、他的两个儿子和家庭、我的诗人朋友卡，甚至还有我崇拜的被害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著名商人阿拉丁、许多国家和宗教大人物以及帕夏。扎伊姆和茜贝尔，没读我的那些书就怕我了。比起年轻时代，扎伊姆变得更富有了。尽管梅尔泰姆作为汽水消失了，但却作为一个大公司挺立着。他们在贝贝克山脊上面对海峡的豪宅里款待了我。他们说，为我把凯末尔先生的人生故事（芙颂的亲朋好友则说我写了芙颂的故事）写成小说而感到骄傲。但他们又说，我写小说不该只听一面之词，还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