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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诗班走出去后,人们进入教堂的通道。这时候瑞秋小声对我说:“我认为我们今天该请肯达尔父女和帕斯科一家去用餐,就像以前那样。已经隔了这么久,他们可能都生气了。”
我略微想了想,便点头同意了。这样也许更好。有他们在场,我们之间的隔阂就能隐去,而且她忙于和客人们谈话,就顾不上看我一眼,不会琢磨我在想什么,反正她已习惯了我在这种场合的沉默寡言。在教堂门外,帕斯科一家是一说就接受了邀请,肯达尔父女则稍有些别扭,教父说:“我一吃完晚饭就要离开,不过可以让马车再回来接露易丝。”
“帕斯科先生还要做晚祷,”牧师太太插话道,“你可以坐我们的车回去。”他们开始商议起周密的接送计划,在他们讨论最佳方案之时,我注意到带领工人们负责修建石阶路及那个低洼花园的工头拿着帽子站在路边,意欲和我说话。
“什么事?”我问他。
“打扰了,艾什利先生,”他说,“昨天工作结束后我去找你,没找到,我是来提醒你,如果你要上石阶路,千万别走低洼花园上的那座桥。”
“为什么?那桥怎么了?”
“先生,那只是个框架,星期一上午我们才能完工。桥板看上去很结实,实际上承受不住什么重量。谁要是想从上面走到另一边去,准会掉下去摔死。”
“谢谢你,”我说,“我记住了。”
我转过身,发现他们已达成了协议。于是就像那第一个星期天,那个似乎已经很遥远了的星期天,我们一行分为三组,瑞秋和我教父乘坐他的马车,我和露易丝坐我的马车,帕斯科一家坐他们自己的四轮马车,跟在最后。当然以后又有多次都是这样安排的。但当开始爬山,我下了车跟着走的时候,却一直想着第一次,就是大概十个月前,九月份的那个星期天。记得那天露易丝冷冰冰坐着,一副傲慢无礼的样子,使我很恼火,从那天起一直不愿理睬她。而她丝毫没有动摇,始终做我的朋友。车到山顶后我又上了马车,问她:“金链花籽有毒,你知道吗?”
她吃惊地望着我说:“对,我知道,我知道如果家畜吃了会死掉,孩子吃了也会死。你怎么会问这个?是不是巴通的家畜有的不见了?”
“不,没有,”我说,“这是前几天塔姆林告诉我的,他把倒地的树扶起来,因为籽会掉到地上去。”
“明智的做法。”她说,“几年前我爸有匹马就是因为吃了紫杉果死掉的,死得很突然,根本来不及抢救。”
我们经过小巷,来到草场门口。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把前一天晚上的发现告诉她,她会怎么说。她会惊恐地瞪着我,说我疯了吗?不一定。也许她会相信我。不过这不是说话的地方,因为有威灵顿和吉姆坐在前面驾位上。
我朝后望去,其他马车紧随我们而来。我对露易丝说:“露易丝,我有话对你说,饭后你爸走时,你找个借口留下来。”
她望着我,目光中流露出一丝疑惑,我却没再解释什么。
威灵顿在房前停下,我先下车,然后扶露易丝下车,我们一起站着等其他人。的确,这很像九月的那个星期天。瑞秋满脸笑容,完全和那天一样。她一边和教父说着话,一边抬头望着他,想必他们又在谈论政治了。那个星期天,我虽然被她所吸引,却对她感到很陌生。然而现在呢?现在已经对她一点不陌生了。我既了解她的优点,也了解她的缺点,甚至她的所有行为动机,恐怕连她自己都不清楚,我却揣摩得出。她什么也瞒不住我了,瑞秋,我的冤家⋯⋯
等大家都进了门厅后,她笑着说:“很高兴你们能来,真像是又找回了旧时光。”
她扫视了一下整个人群,便领大家进了客厅。到了夏季,这间房又舒服又漂亮。所有的窗子大开着,里面很凉爽。花瓶中插着一束束细长的日本花,淡蓝色的花朵映在墙上的镜子里,显得十分美丽。窗外,阳光洒满草地,暖融融的。一只大野蜂懒洋洋地在窗玻璃上嗡嗡叫着。客人们都倦怠地坐下来,放松休息。斯考比端上了蛋糕和葡萄酒。
“这点太阳就让你们受不了啦,”瑞秋笑道,“对我来说,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在意大利,一年有九个月都是这样的。我精神很好,来,让我来招待你们大家。菲利普,坐着别动,你现在还是我的病人。”
她把酒倒进一只只杯子,然后端给我们。我教父和牧师都站起来表示反对,但她挥挥手让他们别动,之后她把酒递给我,我是唯一不喝的人。
“你不喝吗?”她问。
我摇了摇头。我再也不会从她手里接任何东西了。她把杯子放回盘子,端起自己的一杯,走过去和帕斯科夫人、露易丝一起坐在沙发上。
“我想,”牧师开口道,“佛罗伦萨现在的天气恐怕热得连你也差不多无法忍受了吧?”
“我可从没觉得无法忍受,”瑞秋说,“我们一大早就把窗户全部关上,这样别墅里一整天都很凉爽。我们已经适应了那种气候。谁要是正午前后外出走动,那就是自讨苦吃,所以我们都待在室内睡觉。我很幸运,桑格莱提别墅的屋边有个小庭院,朝北,一直照不到太阳。院里有个水池,还有个喷泉。要是感觉空气有点闷的话,我就打开喷泉,倾听水珠飞落时令人舒心的响声。春秋两个季节,我都是坐在那里。”
的确,她会在春天欣赏金链花蕾吐蕊,花朵绽放,欣赏树枝上低垂的金色花朵,这次花朵为那个屹立于池塘上方、双手紧握贝壳的裸体男孩搭了个天然篷帐。随后再看着花朵逐个枯萎、凋谢。当那里的盛夏——大概不如这里炎热的盛夏降临别墅时,挂在枝头的豆荚会慢慢裂开来,绿色的种子便掉到地上,她就坐在那个小庭院里,坐在安布鲁斯身边,欣赏所有这一切。
“我很想去佛罗伦萨玩玩,”玛丽・帕斯科说,眼睛睁得圆圆的,鬼才知道她心里又在梦想什么奇特景观呢。瑞秋转向她说:“那你一定要这么做,就明年,来和我一起住,你们都应该轮流来和我住住。”于是大家马上热闹起来,有提问的,有表示惊叹的,也有表示很沮丧的。她就要离开了吗?什么时候能再回来?她有何打算?她都摇头作答。“我很快要走,也会很快回来,我做事都是即兴的,不会给自己定日期。”于是便没人再问进一步的细节了。
我看见教父从眼角斜了我一眼,然后又边揪胡须边盯着自己的脚。我能想象得出他的大脑里在想什么:“一旦她离开,他就会恢复正常了。”下午就这样慢慢过去了。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开始用餐。又是我和瑞秋分坐桌子两端,教父和牧师则对坐两边。于是又充满了谈话声和笑声,甚至还有吟诗声。我坐在那里,像最初那样保持沉默,注视着她的脸。她的脸曾经有些迷人,因为那时我对她还不了解,我以前从没见过一个女人能这样不断说话,并且谈论各种话题,和在场的每个人都谈得来,因而是那样具有魅力。如今我已了解了她的所有伎俩:先引起一个话题,用手捂着嘴和牧师悄悄说点什么,接着两人一阵窃笑。每当此时,教父便会凑前去问:“怎么回事?艾什利夫人,你们在谈什么呢?”她立即会机敏而略带嘲弄地回答:“牧师会告诉你的。”牧师此时则会脸涨得通红却又非常自豪,好像自己是位哲人一样,讲出一个连他家人也从没听过的故事。这是她喜欢的一个小把戏,而我们大家是康沃尔人的行为方式,只好就那么受她摆布,被她愚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