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春藤（第15/25页）

布雷和皮通住着类似的房子，它们的过去明明白白。但布雷这边的墙和栅栏有着所有权的意味。布雷拥有这座房子，他想让人知道。此外他还强调自己是自由人，一个为自己工作的人。而皮通这边则是在突显风格。皮通将一个带有篱笆、一块草坪和小花树的花园拾掇好了。布雷的花园更多是用来停车的混凝土院子。这是两个人矛盾的由来。

皮通没有对我提起过布雷。两人的恩怨我都是听布雷说的——我用他的车。布雷的讲述很有一套。他隐瞒了自己的行为和挑衅，只说皮通的所作所为，将人前衣着光鲜、举止稳重的皮通塑造成一个疯子。

在开车带我去火车站的路上，布雷会说：“我们的朋友这几天正拿房子消遣呢。凌晨三点在界墙上钻洞。你怎么看这事？”

这时布雷会停下话头，让人玩味一番皮通像个疯子般用电钻的画面：大半夜的，皮通在房里发泄着，活像装备现代激光枪的邪恶的海德先生[4]，但早上九点，他必定会改头换面，以杰克博士的面貌出现在草坪边的白门口。

直到快要下车或者下次再塔车时我才得知，布雷会因种种原因在水泥院子里调试汽车引擎到午夜之后。这种种原因包括工作热情，以及他的自力更生和对闲散的憎恶，正是这种闲散导致乡村衰败，人变得不可靠。

在布雷身上有乖张因子。他知道他油迹斑斑的水泥院子和半旧的汽车让人不高兴，尤其冒犯了住在隔壁的皮通，他也知道自己急迫地想让乘客看到山谷明显的丑陋并不合适。布雷也会否认故意惹怒皮通的行为和做派是可取的。他觉得自己在庄园可以随心所欲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片地和房子是他的，他是个自由人，这点与皮通以及他认识的几乎每个劳工都不一样。

自由对布雷而言不可或缺。他把人送到各个机场的航站楼，从机场接外国孩子。虽然他表现得好像出租车这营生是一项高技术活，乃至一份职业，而不是他父亲曾从事的“服务”工作，一个仆从。

服务——一个消亡并逝去的世界。但是对布雷来说并非如此。他的童年存在于那里，正像我的童年存在于那个已经消逝的甘蔗田、小茅屋和打赤脚的孩子的世界中，存在于沟渠和木槿丛、我接受却不理解的宗教仪式中，存在于夜间祷告的美丽灯盏和对朗姆酒馆、争吵和恶斗的恐惧中。正如“庄园”、“劳工”、“园丁”唤起我脑海中的某些画面，布雷活在我只能隐约想见的那个山谷中。

他经常跟我讲起过去。讲收割时节，讲孩子们给田里劳作的父亲送饭，讲牧羊人和山丘上他们的小屋，讲劳工每天有喝不完的啤酒以及如今已被拆毁的劳工小屋曾经有多美。他不掩饰自己的出身，还不时提起，以提醒自己（以及我或者任何听他说话的人）他走了多远。

布雷的父亲当时是做什么的？他说一开始是“园丁长”，传说中十六名园丁的领头人。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有权低价买下小屋。但是后来他又说父亲是管家，是司机，有时候甚至是马车夫——在爬满常春藤的老旧谷仓边的棚子里有马车。所以，布雷所谓的“父亲是十六名园丁之首”，有可能只是他将“傲慢”的皮通比下去的方式。

无论父亲在庄园是什么身份，布雷都为他骄傲。他不排斥父亲。但是回忆中父亲在庄园服务的身影会触动布雷，让他痛苦。

他开始跟我讲述有一回村里学校放假期间（现在学校已是人去屋空，只适合居住了）他在庄园工作的经历。这是一段抹不去的回忆，至今仍然让他痛苦。他会告诉我是因为我是个陌生人，因为我能理解并感兴趣。我从一九五〇年起进步不小，学会了怎么说话、提问，并且不再像当初在哥伦比亚号轮船上或者寄居伯爵府时那样，仅仅因为自己是作家且生性敏感才期待捕捉到事实。我终于发现，作为一个自幼漂泊在外的异乡人，我开始对别人产生浓厚的兴趣，希望看到他们生活的细节和规律，通过他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伴随这种兴趣而来的是，在某个阶段，我会萌生一种感受力——几乎是第六感——捕捉到一个人思想里最重要的东西。

于是，布雷开始说起他假期在庄园干活的一天，这时不巧出了些事情——也许是遇到红灯停下了车，也许是和其他司机发生口角或者相互问好。然后回忆的痛苦压倒了布雷向我讲述的意愿；他在庄园做仆人的时日依旧封存在他心底。也许是他在角色里的顺从让他痛苦，也许他觉得那是对他的天真和孩子气的利用。孩子的经历毕竟有限，容易逆来顺受。甚至一项游戏都能怂恿孩子忍受被虐待的境况，能促使人成为受虐狂。

回想起我自己的过去、我的童年——理解他人境况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我们自己、我们的经历和情感去感受——我发现自己常把虐待视为理所应当。我轻易地接受了贫困，习惯了镇上和乡间路上孩子们赤裸着身子乱跑。我并不觉得嘲弄畸形人有何不妥；我们印度家庭与我们农业殖民地的种族体系中展现的等级观念我照样轻易地接受了。

没有人生来是叛逆的。叛逆精神是训练出来的。甚至在我父亲愤懑的鼓励下——对政治、对家庭和雇主的愤懑——我大体接受了我们的家庭生活、种种态度和我们那个岛，这让我日后感到痛心与羞耻。

我的所有冲动中最崇高的当数立志成为作家，这个支配着我的生活的冲动也是最具束缚力，最阴险，某种程度上最具腐蚀力的。因为经过非正规英语之非正规教育的改造，我的志向不再是纯粹的欲望，它使我有了一种关于大脑活动的错误想法。在那种殖民地背景下，最高尚的欲望成了最束手束脚的欲望。为了得偿所愿，我必须摒弃过去的自己。为了成为作家，有必要摆脱我对这个抱负的早期想法，以及不着调的教育使我形成的对作家的理解。

于是过去之于我——作为殖民地的人和作家——充满了羞耻和屈辱。不过身为作家，我能训练自己面对它们。的确，它们成了我的主题。

布雷没有经过这样的训练，没有这样的需要。战前萧条、战争、战后改革和繁荣，这些处在他和他的过去之间。他离过去越远，世界改变越多，他越痛苦。

政治上他是保守派。“你知道我的，”他会说，“我是个穷困潦倒的保守党人。”“明明白白”又“彻彻底底”。他所谓的身为一名保守党人，其实指的是他为自己工作，是个自由人。他对缺乏自由意识的人（比如皮通）以及打工者缺乏敬意。他对庄园的寄生虫没有丝毫敬意，并且憎恶要缴税支持这些人的想法。伴随着这种保守主义以及他对工党和“普通人”的痛恨，他身上洋溢着强烈的拥护共和政体的气息。他的生计仰赖有钱人，他喜欢有钱人古怪的行为并对此评头论足。但同时他憎恨坐劳斯莱斯的人，他恨地产业主、有头衔的人、君主以及一切不用为生计奔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