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田里的中国王子（第10/10页）

十

“不。”勋爵抬起头来，嘴唇微微颤抖，“约翰从未放弃过对历史的抗议，只不过他的家族的冤屈是如此之大，非得用这天地间最深奥的音乐、最恢弘的图案来表达才行。他自称‘中国王子’的意义正在于此吧。”

中国王子？所有的人都不由自主地坐正了身子，因为大家知道，约翰即便拥有过人天赋，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才华。而他的所有离经叛道式的行为，都可以归结到他中魔般的“东方情结”上。

勋爵突然换了一种深沉的语调：“中国王子并不是什么缥缈的神话，他是一个真实的人。在300多年前，我们欧洲还未发现十二平均律的时代，中国有一位叫堉的王子，他拥有过人才华却流落民间，人们称他为布衣王子。为了解决音乐演奏中的旋宫转调难题，他用珠子串起来的简陋计算工具，将半音的频率用开方的方法计算到小数点后24位。

大凡那种天才人物，大概只有在极度困厄的境地下，才会绽放出夺目的光芒吧。王子堉有着与约翰一样的悲凉身世，他的父亲本是一名藩王：郑王。郑王因直谏皇帝不要迷信神鬼、大兴土木，被皇帝削去了藩职，并被发配到远离京城的地方软禁起来。十五岁的堉为抗议父亲的遭遇，弃紫诰金章、高车驷马，在父王的王宫前筑起一间土屋，把自己关了进去，发誓父王沉冤不雪就不出来。他在那土屋里研修乐律，推演历算，这一住便是十九年。

可以想象，当痴迷东方文化的约翰读到这个故事时，将会有怎样的触动。他们的生平是如此相似；他们血液里流淌着相通的骄傲；头脑里装着难以遮掩的才华；他们对科学的领悟同样超越了时代。堉在旧派音乐家的反对声中，独创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这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可他的律学著作却被皇帝束之高阁。约翰天才地发明用麦田图案来表达他的音乐，他的电磁波音乐却被人们解读为一种邪恶的巫术……

唯一不同的是，中国王子的冤屈终于在新皇帝即位后得以洗刷，而贺维家族的耻辱至今仍不得雪，就像是风中无声哀诉的音乐，奏响在人类的听力范围之外……”

房间里静悄悄的，可以听到女人的低声啜泣。窗外突然雷声大作，镶有银白色百合花的蓝色玻璃窗呼呼作响。传说在电闪雷鸣的深夜，中国王子将会检阅他一百万个士兵。看那成群的士兵一排排倒下，就像面对着来复枪方阵的密集齐射，他们倒下的尸体就像训练时一样整齐。中国王子望着他忠诚的士兵，脸上却浮出莫名的哀戚与悲凉……

本报讯，近日，两名研究音乐与数学之间关系的科学家，在《科学》杂志上撰文宣称，一首20世纪初的变奏曲可能是依照著名的费根鲍姆常数设计的。

音乐和数学有什么关系，这一问题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毕达哥拉斯就发现令人愉悦的音乐可以用简单的数学比率来表示。自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到现代的宇宙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都或多或少受到“整个宇宙即是和声和数”的思想的影响，开普勒、伽利略、欧拉、傅立叶、哈代等人都潜心研究过音乐与数学的关系。

近日，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布鲁斯教授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柯亨教授，以“声音形象学”为基础，利用高深的数学模型，把音乐的谐波转化对应的物理量，然后代入迭代方程，用分形学来对音乐进行结构分析。

他们惊奇地发现，在20世纪一个叫卡巴勒罗的音乐家所创作的变奏曲里，存在着“周期倍化分叉”现象，随着演奏的进行，平面上的几何图形就会出现倍分叉的分形结构，相邻两个分枝间的宽度按一定比率缩小，缩小的比例因子存在一个极限值，这个极限值居然对应着非线性物理学上著名的费根鲍姆常数。

但如果在乐队中加入小号等按键吹奏乐器，平面上的几何图案则会出现混乱。布鲁斯教授解释说，这可能是由于不同频率的振动积累、叠加、相互交错干扰，产生复杂的变化而引起的。因为吹奏乐器是靠自然泛音级来形成音阶，各半音之间并不是严格均匀，这些极小的扰动在若干个音符的叠加后就会导致混沌。

有趣的是，卡巴勒罗音乐所形成的平面几何图形与中国古代邵雍学派所推崇的云雷纹有异曲同工之妙。该学派认为，任何事物都是以“一分为二、二分为四……”模式呈树状演化的，从任何一个起点开始的演化树都有相同结构，而且该理论是“先天的”，这似乎在呼应着费根鲍姆常数的“普适性”。

当记者问到那个叫卡巴勒罗的音乐家是有意识地创作这一乐曲，还是出于无心时，两位科学家的意见产生了分歧。柯亨教授认为这可能是无意识的创作巧合，因为音乐与数学都是直觉，就像历史上许多大音乐家娴熟地应用黄金分割率一样。而布鲁斯教授倾向于这是一个有意识的创作，因为就算音乐家天才地应用差分方程来创作他的乐曲，要想准确的设置参数，使迭代方程不走向混沌，也必须进行无数次的实验。通过随机的设定而实现音符的平稳流动简直不可能。但他同样认为在两百年前就发现费根鲍姆常数是不可思议的。

为何几个世纪前的古典音乐乃至上千年的东方哲学中会蕴涵现代才发现的科学规律？或许莱布尼茨的名言能带给我们以启示：“音乐是数学在灵魂中无意识的运算。”

——摘自2116年11月12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