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大公无私（第9/11页）

不可否认，阿诺德的一些同僚军官的态度会影响他的反应。阿诺德回忆在他到达莱利堡后，“当孩子在我们的新住所就寝后，碧（Bee）和我很沮丧地走向基地指挥官布斯（Booth）将军的住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公事拜访。他的房子灯火通明。当我们被引入屋中后，看到指挥官正参与一个牌局聚会。起居室到处都是人。我们站在那里，当布斯将军从房间的另一头看到我们时，他起身走向我们。然后他一只手和我握手，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热诚地说：‘阿诺德，我很高兴看到你。我很荣幸你加入这个指挥部。’然后他提高音量让所有人都可以听到，他补充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的孩子。只要你在这里，你可以写或讲任何你想的事。我所要求的是事先能让我先过目。’”

萨莫维尔将军成为阿诺德被放逐后的上级，他发电报给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官，询问下一期的指挥与参谋学院是否可再加入一位军官。回复说：“可以的，是谁呢？”当阿诺德的名字被提出时，对方答复他们不想要他，但如果他真的来了，他会被接受。

阿诺德说：“在一封给费凯特（Fechet）将军的私人信中，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官表示，如果我到利文沃思堡当学生，我将会被‘迫害’。虽然如此，我还是下定决心前往就读。我记得学校指挥官曾经参与对比利·米切尔的审判，这可能影响他对我的感觉。虽然他的信里缺乏友善，但我发现其课程非常有价值，我也没有遭遇许多困难，课程对我来讲也不难。

“自然的，我并不同意学校许多有关对飞机的运用概念，我也认为课程，尤其是有关航空军部分，可能并应该需要现代化。”

阿诺德在全期 88 位学员中以第 26 名毕业。

几年后阿诺德说：“我在利文沃思堡时的指挥官是 E. L. 金（E. L. King）将军。后来我在 1931 年参加一次演习，当他告诉我他很欣赏我离开利文沃思堡时写的文章时——文章概括了我对学校空中行动教育的想法，我非常惊讶。他同时也恭贺我作为军需官对工作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褒奖来自一位当初说如果我去当学生会被‘迫害’的人，让我感觉非常的高兴。”

另一个像阿诺德一样的关键军官，也在比利·米切尔的军法审判中作证的是卡尔·斯帕茨。斯帕茨一度担心因在早期的争辩中公然反对帕特里克将军，他会被调离要职。显然他低估了后者对他的观感。1925 年 6 月 18 日，他接到要他到华盛顿向空军参谋长（chief of air staff）办公室报到的命令。这是一个对他个人发展与生涯至关重要的职务。

在到华盛顿报到六个月后，他卷入了比利·米切尔争取空权的斗争中。虽然上级曾警告他出庭作证将严重危害到他的职业生涯，斯帕茨还是决定出庭。

辩护律师问斯帕茨说：“你能否告诉法庭目前提供给空军的装备现况？”

斯帕茨回答说：“空军的装备已经达到一个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能继续飞行的地步……空军的大部分装备都已经非常过时或是将被淘汰的。”

在斯帕茨的证词中，他还被问道：“在现有可用的飞机中，有多少可用在追逐战斗机的任务上？”

他回答说：“我们现有的飞机都不能——我不希望开着现有的任何一架飞机参加战斗。首先，它们的维护工作非常的困难，而且已经使用了 3 年。我想大部分都已经至少进过一次基地维修后再重新分发给单位使用。”至于飞机的短缺部分，斯帕茨评估大概缺少 355 架飞机。

接下来的询问是有关人员的部分。斯帕茨陈述他们在战术单位缺少 660 位军官：夏威夷需要 85 位军官，菲律宾 55 位和巴拿马的 54 位。

米切尔的委员会很执著且步步逼人，在质询斯帕茨的律师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向陆军说：“参谋部的军官所受的训练与经验是否有资格给军事航空提供指导原则？”刚开始斯帕茨不能回答，因为这直接挑战其上级。经过强烈的抗议与费时的讨论后，才同意让斯帕茨继续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哈蒙（M. F. Harmon）少校和布兰特（C. G. Brant）少校外，参谋部的军官都没有空中服役的训练，但还在担任空中战术单位的指挥职务。”

随着审判的进行，斯帕茨从他在空军的朋友那里获得了鼓励。弗兰克·亨特（Frank Hunter）上校在 1925 年 11 月 10 日发电报给他说：“好小子，干得好。”一位名叫皮克林（Pickering）的人说：“为你的证词和胆识喝彩，这对米切尔很有帮助。有我可以效劳的吗？”

为获得正确的了解，我在与斯帕茨将军的几次面谈中讨论过这件事。斯帕茨解释说：“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就是反抗变革。当你已经对你的专业训练非常熟练时，你不喜欢任何可能要你重新学习的事情发生，而且在你的专业历练越久，就越拒绝变革。当旧秩序的效益降低，职务与晋升偏向新的秩序，旧的秩序终会被新的秩序取代。基本上，这是军中反抗变革的一个心理上的集体偏见，我想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现实。”

斯帕茨晚年说：“我帮比利·米切尔作证，反对参谋本部的立场，而他们也没有对我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不能对你怎样。因为你在宣誓下回答问题时，你必须告诉他们实情。”

另一个空权发展的关键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需要进行发展新战略轰炸机 B-70 的计划。这件事大卫·琼斯上将最有资格谈论，因为他的无私，他愿意挺身支持空权而暂时牺牲晋升准将的机会。琼斯回忆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我还是中校时，我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柯蒂斯·E. 李梅（Curtis E. LeMay）将军的副官，在这个职务上我清晰地了解到对战略空军的需求。后来我在李梅当空军首长时担任空军参谋，他要求我作一个对 B-70 需求的参谋研究，这是一种新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我将这个研究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作了简报，关于此项需求，我们以为已经说服了他。但没过多久，他取消了这项计划，这令我们非常惊讶。

“接踵而来的一个很大的争论，是来自国会对取消此计划的考虑的强烈质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由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卡尔·文森（Carl Vinson）领导，他要我向该委员会提交我给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同样的简报。这份简报导致该委员会将 4. 91 亿美元列入下一年度的拨款法案，并指示要求空军必须将该笔经费投入 B-70 的研发中。